中國歷史總是在變革創新中砥礪奮進、不斷發展。1982年，中國國務院批准泉州為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是因為宋元時期延綿的“海上絲綢之路”，而泉州“絲路”的開闢，則歸功於一位清官廉吏一次大膽的變法革新。這位清官就是陳偁。
陳偁画像
陳偁（1015—1086年），字君舉，永安貢川（今屬三明市永安貢川）人。廣州知州、秘書少監陳世卿之子，出生書香門第。天聖八年（1030年），年僅16歲的陳偁中進士。他從最基層的小官吏做起，先後任漳州司法參軍、龍溪縣主簿、羅源知縣。後調任蔡州通判。繼升惠州知州，後又調宿州知州，隨後被召任開封知府，後因丟失青苗錢，改任尉州知州。熙寧八年（1075年）、元豐二年至七年（1079—1084年）兩任泉州知州。當時泉州港船舶往來頻仍，“雜貨山積”，卻被“蕃商至必使諸廣東，否則沒其貨”的舊規嚴重束縛。為了打破政策上瓶頸，陳偁向朝廷極力建議在泉州設立市舶司。經其多方努力，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建立，為泉州港在宋元時期成為“東方第一大港”，作出了巨大貢獻。
永安貢川陳氏家族以忠孝治家。始祖陳雍年少好學多才，曾在朝堂上舌辯群儒，為施政探尋良方，深得唐高宗器重。永淳元年（682年）推為中丞，進入中央決策層。唐中宗即位後，正直敢言的陳雍因得罪權貴而被罷官。開元二十九年（741年），舉家從富庶的浙江吳興遷到偏僻的福建沙邑固發沖（今永安貢川鎮）隱居，專注學術、課子讀書。陳雍經常誦讀《詩經》《尚書》《左傳》等儒家典籍；也研讀《老子》，特別對道家正反論尤其有心得。陳家詩書傳家，世代傳播著忠孝節義美德。
到宋雍熙二年（985年），陳家後裔陳世卿（陳偁父親）中進士，先後任衡州推官、福建轉運使、荊湖北路轉運使。大中祥符年間，守孝在家的陳世卿忽然接聖旨，令他緊急赴任廣州知州一職。陳世卿在家中的思古堂設宴與族親話別，告誡族人雖然身處亂世，但仍應堅守美德。臨行前，還特別叮囑子女們刻苦讀書。為此，陳世卿還寫下一首詩：“思古堂前酒一樽，共談時事出孤村。臨期上馬無他囑，多買詩書教子孫。”陳偁出生時陳世卿已在廣州任上。然而，從小陳氏族人就向他講述，父親在廣州任上革除計口買鹽的舊制度，修訂廣州市舶司稅制的故事。陳世卿在廣州殫精竭慮，最終因勞成疾而殉職。宋真宗賜其吏部尚書銜，宰相王安石為他撰寫墓誌銘。父親陳世卿的事蹟深深地影響、教育著年輕的陳偁。
陳偁雖早年喪父，但受到兄長們的悉心教導，他自己也刻苦用功，所以他無論是在學問上，還是為人處世方面，都非常優秀，被稱為是最接近其父陳世卿的人。之後的事實證明，陳偁所做出的歷史功績，頗有父親的遺風。
陳偁詩歌中稱頌的“海絲”重要橋樑——洛陽橋
陳偁文采不凡，其詩歌雖遺世不多，但堪稱經典，如稱頌泉州洛陽橋的千古名篇：“跨海為橋布石牢，那知直下壓靈鼇。基連島嶼規模壯，勢截淵潭氣象豪。”
元豐二年（1079年）陳偁任泉州知州。當時，泉州的海外貿易迅速發展；但按照朝廷法令，商人要到海外貿易，必須先到廣州或兩浙辦理出入口公憑和完稅手續。廣州官吏出於地方保護主義，對泉州海商百般刁難。
元豐三年（1080年），宋廷修訂了“廣州市舶條法”，該法案與泉州海外貿易關係甚大。法案規定海舶要到海外經商，必須先到廣州市舶司呈報，領取公憑，方許出國；歸國時，又須到廣州市舶司抽解。因此“廣州市舶條”給泉州的海外貿易帶來很多不便，引起泉州商人的廣泛反對。福建轉運使王子京依照“廣州市舶條”，對於未到廣州市舶司呈報的船舶進行拘留、攔截，罰沒貨物。一次貿易需要往返廣州兩次，很多人無法承受奔波之苦，“竊還家者過半”，於是每年很多海商都因此獲罪。
法石一帶的碼頭古時亦是蕃舶客航彙聚之地，據說馬可·波羅便是在這裏揚帆出海的。
陳偁之父陳世卿曾出任廣州知州，深知海外貿易的業務。“以貨不可失時，而舟行當乘風便，方聽其貿易而籍名數以待”。商業貿易講究的是商機，陳偁認為蕃舶航行依靠是風力和風向，應該由蕃商根據市場行情和天氣情況自由貿易。因而准許他們先在泉州預登記姓名及貨物數量，待方便後再到廣州市舶司辦理手續。陳偁採取折中的辦法，既遵守了“廣州市舶條法”，又方便了泉州百姓海外貿易。陳偁此舉是為保護泉州地方商人的正當利益，發展泉州經濟，但也導致他與福建轉運使王子京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於是，王子京正式發出公牒責備陳偁“沮國法，取民譽”，認為他是辱沒國法去沽名釣譽。
泉州在宋元時期成為東方第一大港，屹立於泉州灣入海處—蚶江石湖金釵山上的六勝塔見證過這段歷史。
此時，陳偁徹底明白了，折中辦法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唯有變法革新，修訂“廣州市舶條法”條款，在泉州設立市舶司，這樣才是讓泉州海外貿易於法有據、讓貿易行為有章可循。於是，陳偁向朝廷籲請: “自泉之海外，率歲一往，複令遵詣廣（州），必兩駐冬，閱三年而後返。又道有礁石淺沙之險，費重利薄，舟之南日少，而廣（州）之課歲虧。重以拘攔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於泉（州），可以息弊止煩。”朝廷頒發“廣州市舶條法”的目的，是以立法手段規範商業行為；鼓勵商業和外貿發展，解決市舶司虧損問題。然而，一些條款設定並不科學合理，導致泉州海外貿易發展受影響，也影響了市舶司“止損盈餘”。陳偁建議朝廷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正是取利祛弊的正確做法。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宋哲宗即位。泉州籍名宦蘇頌向負責財政的戶部尚書李常，再次提起在泉州設置市舶司一事，李常便再一次將陳偁的奏摺翻出來與朝廷討論。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終於接受陳偁的建議，頒發設立泉州市舶司的聖旨。泉州港宣佈對外開放，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徹底興起。
泉州海交館“刺桐—古泉州的故事”展館內的剪影展板揭示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貿易的發達
泉州市舶司的設立，對於古泉州來說意義重大，這是泉州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在經濟上，泉州港成為正式對外開放的港口，直至發展成為世界性貿易大港。在變法和制度創新上，設立泉州市舶司是在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制度完善、制度創新，它以鮮活的例子告訴我們：“制度總是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實現創新的，制度自信總是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強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