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清和煙雨辰，刺桐夾道花開新。五代時期，泉州遍植刺桐，得名“刺桐城”。時下盛放的刺桐花，如泉州城的閩南文化底色，寄託著泉州人對美好生活的夢想和追求。
在閩南文化孕育、形成、鼎盛、播遷等過程中，“愛拼敢贏、敢為人先”的泉州人創造了燦若星河的多元文化瑰寶，22處世界文化遺產點交相輝映，獨具特色的閩南建築、工藝、戲曲、美食、民俗等在這片熱土上傳承不息，融入了百姓生活，成為海外遊子探尋鄉愁、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最好見證，承載著世界閩南人的同根同源的情感共鳴。
泉州，是世界閩南文化的發祥地、閩南文化遺產的富集區、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核心區。刺桐城堅守著“最閩南”的風貌，刺桐港揚起了“海絲”的風帆，將閩南文化送往世界各地、紮根於世人心間。
為全面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凝聚兩岸精神紐帶，推進泉台文化融合發展，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進一步挖掘閩南文化的精神內涵和時代特徵，推動閩南文化的傳承保護和傳播，持續打響“宋元中國·海絲泉州”城市品牌。即日起，“刺桐文脈·最閩南”欄目將持續推出。
“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首屆東亞文化之都、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國家級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世界宗教博物館”⋯⋯這些榮耀，記錄著泉州從古至今的文化發展史。
刺桐文脈如其名，根深紮於閩南文化沃土中，花綻放於“海絲”煦風裏。在泉州，閩南獨特的文化意象，為紅磚古厝所承載，隨南音雅樂所傳唱。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交融出多元風情，在世遺泉州留下了獨特的地域共鳴和文化記憶。
且讓我們在歷史長廊中，循著刺桐文化脈絡，感悟閩南文化魅力。
縱觀歷史洪流，梳理刺桐文脈的前世今生，能窺見閩南文化更古老的記憶，更宏大的脈絡。
福建境內山多田少，沿海島嶼星羅棋佈，自古以來閩人就牧洋為田、與海共存。先秦時期生活在閩南地區的原住民屬於七閩部落。戰國晚期，越國被楚國所滅，大批越族入閩，帶來了紡織、冶鐵等越文化；他們與當地的七閩土著融合，閩越族由此形成，進而孕育出閩越文化。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閩越族人“以船為車，以楫為馬”馳騁海上，為泉州宋元時期的航海壯舉埋下伏筆。
在楚漢之爭中，閩越人有恨於楚人曾經滅越國，遂出兵助漢滅楚。漢高祖因而封越王勾踐七世孫無諸為閩越王。
公元前110年，閩越王餘善反漢，漢武帝遂出兵平閩。《史記》記載，“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閩越人被集體遷徙到江淮後，閩越地人去樓空，為之後漢人入閩留下了發展空間。
漢晉至五代，中原漢人多次南遷，不斷推動中原文化與閩越遺民文化交融，促進閩南文化形成。在這一漫長過程中，作為閩南文化發祥地的泉州，逐漸奠定了其在該文化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閩南傳統民居營造技藝的代表作——南安官橋蔡氏古民居（陳英傑 攝）
吳永安三年（公元260年），於今泉州南安市豐州鎮置東安縣治。那個時候，泉州已經有一定規模的漢族居民，他們帶來了上古漢語，成為今天閩南方言的早期雛形。西晉末年，永嘉之亂，漢人輾轉進入福建，來到閩南。他們沿江而居，泉州的母親河“晉江”因而得名。在這個時期，中原文化融合了閩越遺民文化，中原漢人帶來的先進技術和文化，促進了晉江流域農業經濟的發展。
相對於北方戰亂，泉州安定的社會生活環境，讓珍貴的閩南文物得以保留。始建於西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的泉州市區東街元妙觀，有“八閩第一道觀”之譽，是道教傳入福建後的第一座道觀；始建於西晉太康九年（公元288年）的南安豐州延福寺，是閩南最早的寺院。在今南安豐州一帶搶救挖掘的六朝墓中，出土的裝飾著豐富人物、樂器紋飾的墓磚和青瓷茶具，無不向後人講述著魏晉風流。
從三國時期到唐末五代，泉州建制不斷擴大。盛唐時，泉州人口驟增，經濟、文化迅速發展。“泉郡文風”引領閩南文教。
南朝梁天監間（公元502年—519年），於今泉州南安市置南安郡。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於南安郡地置豐州（州治在今南安市豐州鎮），下領南安（今泉州市）、莆田（今莆田市）、龍溪（今漳州市龍海、華安、長泰及漳浦的一部分）三縣，嗣聖元年（公元684年）改為武榮州（州治在今南安市豐州鎮）。景雲二年（公元711年）武榮州改稱泉州，州城由豐州遷到今天的泉州，歸屬閩州都督府管轄，從此確立了泉州作為閩南中心的地位。
至五代，泉州領今之晉江（含惠安）、南安、莆田、仙遊、同安、安溪、永春、德化、長泰九縣地。
閩人牧洋為田、與海共榮共存的傳統，從古至今深刻影響著泉州的發展理念。圖為現存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橋—洛陽橋，位於泉州洛陽江入海口處。（陳英傑 攝）
唐代，閩南開始重視文教。唐開元年間，泉州興建了孔廟，閩南教育初步興起。唐貞元八年（公元792年），來自晉江潘湖的歐陽詹以榜眼身份登上當年的“龍虎榜”，力壓探花韓愈一籌。《閩政通考》中記載：“歐陽詹文起閩荒，為閩學鼻祖”，這位泉州歷史上的第一名進士，被譽“閩文宗、閩文祖”，開啟“泉郡文風”。自歐陽詹始，泉州文風鼎盛，從唐代至清末，共考取進士2000餘名，其中有文狀元15 名、武狀元5名。閩地能成為“海濱鄒魯”，離不開歐陽詹的“根柢”作用。泉州九日山上，仍留有秦系、薑公輔、歐陽詹和韓偓等唐代名士的遺跡。
隋唐至五代，中原宗教信仰逐步紮根閩南，加上海上貿易發展，多元文化開始交融。唐時，閩南佛教興盛，始創於唐初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的泉州開元寺為其代表。唐武德年間（公元618年—626年），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兩位門徒“三賢”和“四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泉傳教，卒葬於東門外靈山南麓。靈山聖墓，是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及伊斯蘭教傳播史的重要史跡。
唐中後期，海外貿易不斷發展，泉州港已成為與交州、廣府、江都並重的南方大港，泉州出產的陶瓷、銅鐵等，成了閩南海外貿易的主要商品。
發現宋代海船的後渚港（來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唐代後期，王潮、王審邽、王審知三兄弟率軍與吏民南下入閩，這是唐代移民福建人數最多的一次。光啟元年（公元885年），王氏部隊進入閩西、閩南，次年八月，佔領泉州，泉州成為王氏兄弟入閩之後的第一個根據地，王潮被奏請為泉州刺史。
“開閩三王”入閩後審時度勢，鼓勵墾殖，興修水利，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經過“開閩三王”30餘年的治理，福建社會經濟漸趨繁榮，造船業有所發展。王審知經常從福州、泉州派發“蠻船”到海外貿易，給閩地經濟帶來了活力。
後來王審邽之子王延彬執掌泉州軍政大權，在他的調控下，泉州政通人和，尤其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為福建特別是泉州，在宋元時期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堅實基礎。“開閩三王”開放胸懷與民間“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的冒險拼搏精神，共同構成了閩南地區海洋文化特點。始建於五代末，頌揚三王開閩治泉功績的檀越王公祠，今仍立於泉州承天寺西畔。
談及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五代時清源軍節度使留從效是一個無法被繞開的人物。其主政泉州十七年，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6年），留從效擴建泉州古城，城牆增高到一丈八尺，周長增至二十裏，為原有城牆長度的七倍。同時，又在城內“開通衢，構雲屋”，招徠海外番商前來進行商貿，允許自由貿易。自此，泉州與東南亞、阿拉伯、非洲等地的海外貿易，逐漸進入繁盛期。泉州城內，貨物充盈，商貿繁盛，呈現“雲屋萬家，樓雉數裏”的繁華景象，泉州港逐漸成為東方大港。留從效促進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使泉州乃至整個閩南地區得以繼續繁榮與發展。
拓城建城的同時，在唐末栽種刺桐樹成風的基礎上，留從效再次環城遍植刺桐樹，泉州城遂稱刺桐城。
在不久的將來，“刺桐城”將為世界所知，為世界嚮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