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祖故里】246名御史集體亮相 千年莆陽增添城市新標識    

臉譜光彩照人 廉譜生動感人

——名家聚莆縱論莆陽御史文化的歷史鏡鑒和當代價值

點睛

省委書記周祖翼今年5月下旬在莆田調研時察看了蔡襄文化公園，要求做好文物的日常維護和修繕，深挖其中蘊含的廉政文化，引導黨員幹部見賢思齊、堅守廉潔底線。
市委書記付朝陽今年2月8日在莆陽御史文化館調研時強調，要注重打造精品工程，與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緊密結合，不斷增強莆陽御史文化的感染力、穿透力、影響力。——摘編自湄洲日報報導

寫在前面的話

7月上旬，由市紀檢監察協會、湄洲日報社聯合主辦的莆陽御史文化新聞沙龍在莆田舉行。來自北京和福州、廈門等地的多位業界名家集聚莆陽御史文化館，聚焦蔡襄等御史群體，縱論莆陽御史文化的歷史鏡鑒與當代價值。
他們以各自研究領域，從中華文化的全局視野，從「天下看莆田」的宏闊視角，闡析莆田這座歷史文化名城深融「兩個結合」的創新實踐，對我市紀檢監察機關貫通文脈，實施「挖掘御史文化　傳承千年廉脈」工程，於歷史的無聲處喚醒、勾勒、鋪展跨越時空的廉譜，打造賦能時代、砥礪後人的地域豐碑，厚植解碼本土文化，構築獨特城市標識，讓莆陽御史文化這一閃耀的「珍珠」發出迷人的光芒，倡樹「清風潤莆田」，予以高度評價。

北京師範大學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雷：
文獻名邦御史輩出的現實意義

「在我國古代監察御史歷史長河中，對於一個非中原地區的地級市，莆田能夠查出有史料可考證的御史200多名，是個少有歷史現象。」北京師範大學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雷在參加莆陽御史文化新聞沙龍時表示，研究以蔡襄為主要代表的莆田籍御史群體現象，對於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士大夫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家國情懷、責任擔當，厚德載物、剛直不阿，清正廉潔、安貧樂道」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沙龍上，陳雷以《從莆田御史群現象，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與傳承》為主題，從「由歷史層面簡要回顧具有中國特色御史監察制度」「莆田監察御史群現象的形成」「御史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三個維度出發，引經據典、旁徵博引，進行交流分享。
「在古代，『御史』中的『御』本義是駕馭，引申為代表了國家最高統治者君主個人擁有和佔有之意；『史』就是史官，也就是記載君主言行，掌管國王身邊相關事務的官員。後來，皇帝經常通過御史瞭解各方面與全國各地方的情況，又依靠御史監督中央與地方官員，專責糾察官邪、肅正朝綱。」陳雷介紹道，自秦朝開始，御史正式成為專責御史監察的官職，負責監察朝廷官吏，一直延續到清朝。在秦漢時期中央政權體制裡，皇帝之下設立了「三公」體制，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其中御史大夫就是制約和監督丞相、太尉依責履職。
「莆田監察御史群現象源於唐朝末年『衣冠南渡』，代表人物是唐末宰相翁郜，官拜御史大夫，為中央監察機關的最高領導人。」陳雷說，宋代形成了以文人治國政治體制，科舉制度使平民百姓通過考試入仕改變人生命運，擅長讀書考試的莆田籍官吏「井噴式」地呈現在歷史面前。自唐至清，莆田產生了2482名進士、246名御史、21名狀元、17名宰輔。
作為北宋著名歷史人物，蔡襄是莆田籍御史群的重要代表。史書稱蔡襄「在朝為諫官時，以直言著稱」，被譽為「昭陵賢御史」，且「精於民事，吏不敢欺」。他在台諫任上直陳時弊、無所迴避，支持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提出擇官、任才、去冗等改革方案，為日後王安石變法打下基礎。
「御史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也體現在御史文化當中。」陳雷認為，御史文化最突出的有三點：
一是「家國情懷、責任擔當」。家國一體的意識，意味著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體現在把遠大理想與個人抱負、國家興盛與人生追求高度契合；家國情懷中包含責任擔當意識，古人有「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之說，將知責盡責、責任擔當作為家國情懷的內核和精髓所在。
二是「厚德載物、剛直不阿」。厚德載物，既是古人所追求的高尚精神境界，也是悠久中華傳統文化所倡導的美德。古人認為應把立德修身與「為政以德」、治國理政的理念緊密聯繫在一起。御史彈劾對象是權貴大臣，監督對像甚至包括帝王，這就決定了御史必須「特稟剛毅之性，內懷骨鯁之操」，且嫉惡如仇、公正無私。
三是「清正廉潔、安貧守道」。清正廉潔，意味為官應當正直、清廉無私，基本要求是品行端正、潔身自好，做清廉之人，行廉政之事。安貧守道，意味著盡職盡責、甘於奉獻，樂於為蒼生謀福，為社稷、國家服務，具有不惜犧牲自我、家庭，甚至個人生命的思想準備，並且甘於過清貧的日子。清正廉潔、安貧守道，體現了御史傲骨與凜然正氣，是御史追求、遵循和堅守的道義底線。

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執行主任盧仁龍：

獨樹一幟無與倫比的地域豐碑

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執行主任盧仁龍曾多次來過莆田，對莆田的歷史底蘊和人文精神有著獨特而深入的理解。新聞沙龍上，他分享了他對莆田御史文化的歷史傳承與當代價值的獨到見解。
盧仁龍首先表達了對莆田這座東南海濱歷史文化名城的敬意。他指出，莆田不僅創造了具有鮮明個性的文化符號，更在歷史長河中綿延發展，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其中，御史文化作為莆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
歷史上，莆田孕育了246名御史，這一數字在全國範圍內極為罕見。盧仁龍認為，莆田對御史文化的深度挖掘與有效梳理，不僅是對歷史的回溯，更是對當代莆田人文化自信與自強的有力支撐；拓展和豐富了莆田作為享譽遐邇文獻名邦的深刻內涵，是對打造莆陽文化標識體系的重要補白、濃墨添彩。無論從中華文化全局視野來看，還是區域文化縱向對比，莆田的御史群像都不愧為獨樹一幟、無與倫比的豐碑。

御史作為古代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職責是清正廉明、制約糾察官員。御史不僅要在清正廉明上率先垂范，督導官僚群體也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御史文化是莆田固有的文化傳家寶，也是莆田人獨特而珍貴的文化身份。他們以實幹精神為歷朝歷代的各級權力機關安裝防護欄，而不僅僅是自己建功立業、研學著作，展現出強烈的奉獻精神。」
盧仁龍分析，御史群體的產生與莆田的科舉文化密切相關。「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千百年來，莆田人一直注重教育，歷史上，莆田出了2482名進士，從政的莆田人很多，自然成為御史的人也就多。同時，福建作為理學的故鄉，其思想文化體系對御史群體的塑造起到了關鍵作用。御史們以理學為指導，嚴格按理學家的素養行事。為官與為學的結合，塑造了莆陽御史們的品格。
盧仁龍提到，古代人異地為官，退休致仕歸鄉。一代代的御史告老還鄉，將為官的正氣與清廉之風帶回故鄉莆田，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家族後代與鄉鄰百姓，形成了莆田獨有的御史文化地圖。在莆田各地，至今還保留著御史街、御史大夫第等歷史遺跡，它們不僅承載著御史人物的生平事跡，更塑造了莆田人的道德基因，這是莆田人足以為傲的地方。
這種文化的傳承並非僅限於少數成功者。讀書致仕的成功者成為家族的驕傲與典範，他們將一生的追求與實踐寄托於後輩。後輩中無論是讀書還是務農者，都受到這種精神的感召，薰染成習，景從不已，潛心守護，浸浸然成為家范。「以文化人，這既是莆田人的福分，也養成了良好的品格。」盧仁龍談及，每次來到莆田，都能感受到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獨特的文化魅力。祖輩們的德業與成功，為後輩們樹立了榜樣，激勵他們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這種家風與基因的作用，是莆田科舉之盛、人才輩出的重要原因。
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創造性地傳承、傳播御史文化，讓御史文化煥發新的生命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盧仁龍指出，御史文化不應只是被陳列在博物館中的歷史遺存，更應成為新時代莆田城市精神的重要標識。他以自己家鄉湖南謝振定的故事為例，提到當地通過編排湘劇《御史燒車》成功傳播御史文化的經驗。他認為，要以更具創意的方式，將御史文化融入現代生活，通過藝術形式，既振興地方文化，又展現先輩風采，讓御史文化傳統「活起來」。
「莆陽御史文化館應成為連接古今、溝通內外的文化高地。」盧仁龍認為，一方面，要切實向下扎根，讓御史文化精神成為莆田大地的新追求，使之煥發生機、生生不息；另一方面，要向外向上拓展，將歷史與當今映照，文脈與廉脈貫通，讓世人廣為知曉並敬仰。

央視《百家講壇》《百家說故事》主講人仇春霞：
忠國惠民清正擔當的時代觀照

「莆田市考證出歷史上有246位御史，很了不起。」專程從北京趕來莆田參加莆陽御史文化新聞沙龍的央視《百家講壇》《百家說故事》主講人仇春霞認為，莆田市紀檢監察協會、湄洲日報社聯合主辦這場新聞沙龍，挖掘御史文化、傳承千年廉脈很有意義。
作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博士，仇春霞長期致力於宋史研究，她撰寫的非虛構歷史專著《千面宋人》反響熱烈，獲文津圖書獎提名。書中收錄宋代60餘位名士的120餘幅書信，其中對北宋莆仙籍名臣、著名諫官蔡襄有眾多獨到解讀詮釋。在《百家講壇》等央視欄目，她主講了45集。而她自己也表示從蔡襄的學養、政才與情商中學到很多東西。
參加新聞沙龍前一天，她特地前往楓亭蔡襄文化公園、蔡襄故里等作了實地考察。

沙龍上，她闡述宋代監察系統最為完善的宋仁宗朝御史和諫官制度，解析蔡襄是如何「逆襲」成為仁宗皇帝的諫官，解碼其監察智慧與當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跨越千年歷史共鳴。
「歐陽修曾經說過，從政有兩個目標：一是當宰相，二是擔任諫官。宰相可以管理百官，諫官能彈劾天下貪官，還能規諫皇帝。」仇春霞分析，宋仁宗親政後，十分看重諫官，多次提拔直言敢諫之人。蔡襄與歐陽修、王素、余靖並稱「慶歷四諫」，是慶歷新政的四大喉舌。
按宋代規定，諫官要有進士身份、八品以上官階，且有知州經歷，要求德才兼備。蔡襄未滿足知州經歷的硬性條件，之所以破格提拔，源於其敢於直諫的品格。他的為官實踐與中央八項規定「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核心要求高度契合，尤其在擔當精神、務實作風和廉潔自律方面具有現代借鑒價值。
在朝廷處理范仲淹和聲援范仲淹的余靖、尹洙、歐陽修時，蔡襄寫了一首《四賢一不肖詩》，使被貶的官員獲得壓倒性的輿論支持。當代官員要學習蔡襄不畏權貴，在重大問題上保持政治定力，敢於對不正之風亮劍。
蔡襄任官以來，積極參政議政。宋夏戰爭期間，焦頭爛額的宋仁宗期盼聽取各方見解。此時，蔡襄遞交了《論趙元昊狂僭之計》《論地形勝負》《論減費用》《乞置鄉兵》《乞擇涇原邠寧兩路帥臣》等一系列奏章，集中討論戰爭問題，體現為官者的擔當。在宋仁宗和一眾朝臣都主張進攻，以期速戰速決時，蔡襄卻有獨立的思考，認為只能守不能攻，並且要準備打持久戰。事實證明，其「持久戰」預判被歷史驗證。蔡襄力主「持久防守」的戰略定力，展現「調查研究」與「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對應中央八項規定「改進調查研究」要求，強調決策須基於實際而非盲目跟風。
身為一名諫官，蔡襄懂得溝通技巧。他在洛陽寫的奏章，大部分都只有兩三百字，有的甚至只有一百多字，這很適合戰爭時期的皇帝閱讀奏折。在當了諫官後，他曾經寫過一篇《進黼扆箴狀》，每句4個字，一共16句。他先將這16句的關鍵詞寫在前面，再用小標題一一詳細論述，便於反映奏章重點。奏章「短實新」特點，體現「精簡文風」，與中央八項規定「改進會風文風」直接呼應，啟示當代公文應避免形式主義，突出解決問題導向。
仇春霞說，蔡襄在擔任諫官期間，系統掌握各級官署職能與官員權責，其彈劾奏章始終聚焦「居其位必盡其責」的施政理念。這位被譽為「慶歷四諫」之一的儒家士大夫，將官員履職監督作為實現「為政以德」治國理想的重要抓手，這與當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強調的「履職盡責、真抓實幹」要求不謀而合。
她指出，聚焦蔡襄，深挖其中蘊含的廉政文化，能引導黨員幹部見賢思齊、堅守廉潔底線。

廈門大學文科期刊中心總編輯、教授楊健民：
一種歷史的文明形態

「莆陽御史文化館在格調、史實、思想性和文化價值方面，展現了講述中國故事的敘事之美和精緻之美。選擇以蔡襄等御史群體作為御史文化館的主要題材，充分體現市紀委監委接力傳承中國歷史文化，鉤沉發掘、發揚光大古代廉政文化的大智慧。」廈門大學文科期刊中心總編輯、教授楊健民在沙龍上如是說。
楊健民在沙龍上以通俗易懂的話語回溯了中國的御史制度。

「歷史的鏡子照見未來。」楊健民表示，中國古代御史文化可以從建立獨立性與專業性平衡的御史制度、制度剛性與人性化設計、技術賦能與群眾監督、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文化生態等方面，給我們帶來的現代啟示、當代價值。
「莆田文脈浩浩，自古科甲興盛、人才輩出，歷代共有進士2482名，御史246名，是名副其實的『御史之鄉』。」楊健民說，莆陽的御史群體就是一列站得起來的歷史群像，是基於莆陽文化的大格局、大基礎之上形成的，更是中國御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莆陽御史文化館的設立，在『挖掘御史文化、傳承千年廉脈』工程建設中，對於涵養清風正氣，推進清正清廉，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楊健民說，莆陽御史文化館設立之初，自己為莆陽御史文化館創作《莆陽御史賦》，深感莆陽御史文化歷史悠久並且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莆陽御史文化有四種智慧值得我們繼續弘揚。」楊健民指出，一是正色立朝、鐵骨錚錚的政治智慧；二是剛正不阿、清新脫俗的思想智慧；三是以史為鑒、一塵不染的歷史智慧；四是不懼權貴、惠政於民的實踐智慧。這四種智慧構成莆陽御史文化的群體意識。莆陽御史文化館通過系統整理和挖掘，將歷史敘述與當代語境相聯繫，喚起了人們對莆陽御史人物及其所處時代的理解和情感上的共鳴，從而展現出超越歷史本體的文化特質。
結合追溯莆陽御史文化時的所感所悟，楊健民說道，從更高格局、更大範圍來看，莆陽的御史文化以剛正不阿、清正廉明表現出「真」的觀念；莆陽的媽祖文化以普濟眾生、救苦救難表現出「善」的觀念；莆陽的木蘭溪文化以灌溉防洪、造福人民表現出「美」的觀念。更進一步來看，莆陽御史文化要解決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即廉政清明的關係；媽祖文化要解決的是人與神的關係，即人與超越世界的關係；木蘭溪文化要解決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係。御史文化、媽祖文化、木蘭溪文化相輔相成，共同組成璀璨厚重的莆陽文化。
「在這裡，極為重要的還是莆陽御史的真文化——講真話、辦真事、做真人。」楊健民表示，我們對於莆陽御史文化的重塑，對於蔡襄等御史群體的不朽事跡的真切重溫，旨在重新勾勒出莆陽曆史文化的勃勃生機。莆陽御史文化的形成，表明了莆陽的歷史是一個兼收並蓄、含英咀華的角色。我們今天需要講述「中國故事」，就像我們今天需要講述莆陽御史的故事，需要根據自身的邏輯框架，重新展現其獨特的文化魅力和歷史深度。如今，莆陽御史文化館的設立，有效提升了莆陽御史文化作為文化形象和文化符號的高格調。對於每一位關注莆陽御史文化的人來說，那些歷史記憶和獨特魅力，將會留給我們難以磨滅的記憶。
「我們確乎可以從求同的集體意識上，進一步認可莆陽御史傳統，認可它本身不僅是一種文化，而且是一種歷史的文明形態。」楊健民說。

福建師範大學紀檢監察學院院長陳超凡：
一面寶貴的警醒鏡子

「在全黨開展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4週年之際，舉辦莆陽御史文化新聞沙龍活動具有重要意義。這體現了莆田市紀委監委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踐行『兩個結合』，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政治自覺和政治擔當。」沙龍上，福建師範大學紀檢監察學院院長陳超凡認為，新徵程上，我們應深入挖掘莆陽御史文化的精神內涵，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歷史之光映照現實之路，用時代精神激活御史文化。
陳超凡以《「御史風骨」何以可能——莆陽御史文化精神的內涵探賾》為題，從五個方面展開論述，並結合具體案例進行分析。

「忠貞報國、忠肝義膽的愛國情懷，是莆陽御史文化精神的底色。」陳超凡說，莆陽御史文化精神中，愛國主義情懷是其最為本質的精神特質。這一情懷不僅體現在傳統意義上的忠君報國，更體現為憂國憂民、擔當盡責的政治操守，以及在國家危難之際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莆陽御史文化精神裡的愛國情懷，在新時代依舊熠熠生輝，激勵著我們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不懈奮鬥。
陳超凡認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核心命題，深刻揭示了政權鞏固與民眾福祉之間的辯證關係。蔡襄等莆田御史群體的愛民為民思想，對當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樹立和踐行造福人民的政績觀，切實解決老百姓急難愁盼問題，不斷增進民生福祉，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敢言敢諫、剛正不阿的擔當精神，是莆陽御史文化精神的亮色。」陳超凡表示，在中國古代監察制度體系中，御史不僅肩負著糾彈百官、監督朝政的重要職責，還承擔著維護政治清明、捍衛公平正義的核心使命。莆陽御史群體以敢諫敢言的精神品質安身立命，體現出對國家利益和自身職責的高度忠誠。這種擔當精神，在當下紀檢監察工作中依然不可或缺。
「砥礪品行、崇德修身的優良作風，是莆陽御史文化精神的成色。御史是古代政治監督的重要力量，這支隊伍如何贏得人民信任、完成自身使命，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身正』。『身正則影直，行端則民服。』莆陽御史不僅在朝堂上敢言直諫，在日常生活中也清貧自守、廉潔為本，是嚴於修身、嚴於律己的典範。比如，清代御史彭鵬，奉行『清白為吏』的祖訓，布衣蔬食，反對奢華，謝拒壽宴，清官於成龍為其題匾『帝眷忠清』。」陳超凡談道，黨的作風關係人心向背，決定黨和國家事業成敗。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作風建設擺在突出位置來抓，這正是對「修齊治平」理念的傳承和激活，也是我們黨能夠團結帶領人民不斷取得革命、建設、改革勝利的重要原因。我們應從莆陽御史群體的修身之道中汲取養分，牢記「打鐵必須自身硬」，加強道德修養，嚴守紀律底線，做到忠誠乾淨擔當。
陳超凡認為，自警自省、勇於納諫的寬廣胸襟，是莆陽御史文化精神的氣色。御史制度的先進性，體現在將監督權與監察者自身自律機制相結合。莆陽御史文化精神中的「自警自省」傳統，是其政治擔當和政治文化自覺的集中體現。比如，明代御史陳茂烈退休返鄉後，種菜販賣於西門兜，婉辭官俸，安貧樂道，一畦芥藍見證其將耕讀修身化為活態自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勇於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和最大優勢。」當下，我們強調「黨的自我革命」「全面從嚴治黨」，都應從「照鏡子」開始。莆陽御史的自警自省精神，為我們提供了寶貴借鑒。
最後，陳超凡表示，莆陽御史文化是歷史的，更是現代的；是福建的，更是世界的。我們要守護好、傳承好、發揚好莆田御史文化精神，大力推進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為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福建篇章提供不竭的「廉能量」。

歷史人文紀錄片《蔡襄》執行總導演郭江山：
一方水土的文化符號

「歷史人文紀錄片《蔡襄》不僅展現其清正廉潔、勤政愛民、人格高潔的形象，更是一次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傳承。」新聞沙龍上，歷史人文紀錄片《蔡襄》執行總導演郭江山發問：當歷史照進現實，作為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文化符號，蔡襄能為當代帶來怎樣的啟示與價值？
紀錄片《蔡襄》共分六集，每集25分鐘，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聚焦政治理想、廉政建設、民本情懷、農藝貢獻、經略沿海、書法藝術六大主題，呈現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農藝家和書法家蔡襄的多維人生。
「對於蔡襄的文化人格和當代意義的理解，直接決定紀錄片的選材。蔡襄『民本、任賢、吏治、德治、教化、監察』的廉政思想與『忠國惠民』的文化精神為當代社會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郭江山稱，紀錄片《蔡襄》創作伊始，便將蔡襄精準定位為「道統與信仰的守正者」，以此奠定全片基調。六集內容分別聚焦蔡襄的不同側面，但始終以其「文化人格」為精神內核，使其形象更加鮮明。

「歷史人文紀錄片的使命，不僅是講述過去的故事，更要讓觀眾從中看到現實的意義。」郭江山說，蔡襄的故事告訴我們，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對「道」的堅守、對時代責任的擔當、對民生的關懷，始終是值得傳承的精神財富。
在郭江山看來，蔡襄最令人動容的特質，是他對「道」的堅守。這種「道」，是儒家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準則，是士大夫必須恪守的道德底線。
紀錄片中，蔡襄三次彈劾宰相呂夷簡、晏殊、陳執中，並因禮制問題拒絕為宋仁宗寵妃的父親撰寫碑文。郭江山說，這種精神，正是中國傳統士大夫「以道事君」的體現。
「蔡襄所處的士人群體，對時代有著積極的改造願望，渴望讓所處的時代更加美好，而蔡襄無疑是這一群體的傑出代表。」郭江山說，長期以來，公眾對蔡襄的認知大多停留在「書法家」或「洛陽橋建造者」的層面。蔡襄不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實幹家。其實幹精神與卓越才能在當時社會顯得極為突出。以蔡襄為代表的北宋優秀士大夫，篤信天下為公、民為邦本、革故鼎新、任人唯賢。他們身體力行、勇於擔當，積極探索經邦濟世、強邦富民的道路，這種精神在每個時代都具有歷久彌新的價值。
郭江山說，蔡襄出身農家，深知百姓疾苦。紀錄片中，民本思想作為核心主線，貫穿於蔡襄的諸多行為與舉措之中，無論是治理水患、教化百姓、主持修建洛陽橋，還是撰寫《茶錄》《荔枝譜》，其背後的根本支撐皆為民本思想。
郭江山特別提到，蔡襄主持修建的洛陽橋，不僅是一項工程奇跡，更是一項民心工程。「他建橋的初衷，是為了解決百姓的出行難題。這種以民為本的思想，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蔡襄的精神與事跡對當代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示意義，能夠為領導幹部提供豐富的精神滋養與行動指引。」作為該片的執行總導演，郭江山深刻感受到，歷史人物與當下時代的對話，從來不是簡單的回溯，而是一種精神的傳承與呼應。蔡襄的廉政思想，與當下倡導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度契合，為現代社會治理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智慧。紀錄片《蔡襄》在立意上十分關注蔡襄思想的當代意義與深遠價值，力圖展現古今貫通的文化價值和人格操守，既守護我們的「根脈」，又呼應當下，直面時代。
歷史是一面鏡子，照見過去，也映照未來。郭江山說：「當歷史照進現實，蔡襄的精神依然熠熠生輝。我們希望觀眾不僅能瞭解蔡襄的一生，更能從中感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莆田學院圖書館館長陳春陽：
一條千年的悠長廉脈

在新聞沙龍上，莆田學院圖書館館長陳春陽談起了他對莆田千年御史文化的見解。他說，莆田作為「御史之鄉」，廉政文化底蘊深厚，傳承千年。
陳春陽指出，莆田的御史文化可追溯至唐宋時期。在歷史的長河中，莆田湧現出一批傑出的御史和監察官員，他們以清正廉潔、剛正不阿的形象，為國家治理和社會穩定作出重要貢獻。這些御史不僅在朝堂上犯顏直諫，與權奸佞臣針鋒相對，還在地方上肅貪倡廉，推行善政，因而深得民心。
陳春陽舉例說，莆陽御史群體為官清正，恪盡職守，屢獻治國良策。他們以剛直著稱，持正不阿，敢與朝中奸邪勢力正面抗爭。據史料記載，莆籍御史劾奏權奸之疏尤為激切，每於閹宦亂政、佞臣禍國之際，皆挺身而出，鋒鏑所向，正氣凜然。比如，蔡襄的《乞罷晏殊宰相奏》，陳俊卿的《劾湯思退奏》，江春霖的《劾軍機大臣袁世凱權勢太重疏》等，這些奏折背後體現了他們剛正不阿、敢於直言的精神。

莆陽御史群體在中國監察制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制度創新印記。蔡襄開創性地提出「台諫合一」的監察理念，既強化御史台的彈劾職能，又首創言諫御史之設，這一制度創新對後世監察體系影響深遠。陳次升提出的「寬嚴相濟」法治原則，至今仍為現代法治建設提供重要啟示。陳文龍秉持「不可干以私」的為官準則，江春霖在晚清監察制度變革中的關鍵作用，無不彰顯莆陽御史將制度創新與道德操守完美結合的治理智慧。這一群體以其卓越的制度建構能力和高尚的政治品格，在中國監察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御史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珍貴的歷史遺產，更是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的源頭活水。莆陽御史文化館的建設，正是對這一文化瑰寶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該館通過系統展示莆陽御史群體的廉政事跡、精神內涵和當代啟示，構建了一個集廉政教育、文化傳承、學術研究於一體的綜合性平台。這一文化工程不僅延續了歷史文脈，更通過挖掘御史文化中的廉潔基因，為新時代反腐倡廉建設提供了歷史鏡鑒和智慧滋養。
陳春陽說，莆田已構建起「廉潔文化+」的常態化宣教體系。在教育領域開展「廉潔文化進校園」系列活動，將御史精神融入思政課程；在社區治理中推行「廉潔文化進社區」項目，通過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實現文化浸潤。此外，莆田市創新打造了一批廉政文化公共空間，既有寓教於樂的廉政主題公園，也有圖文並茂的廉政文化長廊。
陳春陽建議，將御史文化融入廉政教育基地建設中，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如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技術，讓參觀者更生動地瞭解御史文化的歷史內涵和現代價值。這種創新方式，能更好地吸引年輕人，讓他們在互動中學習廉潔文化。
陳春陽表示，莆田御史家風是一種具有深厚歷史積澱的家族文化範式，其典型特徵表現為連續三代以上的文化傳承譜系，這種家風體系以「科舉立身」與「家學傳世」為兩大核心支柱。許多御史還親自撰寫家訓，如宋代蔡襄、陳俊卿，明代郭應聘，清代林源、江春霖等，他們的家訓箴言至今流傳。
家風家訓的熏陶是家族給予子孫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社會風氣的源頭。陳春陽說，莆田眾多鐵面御史的出現，與家族重視清廉教育密切相關。家族通過勉勵子弟立志修德、潛心讀書、清白做人，培養了廉潔從政、忠於家國的價值觀。這種家風文化不僅推動了家族的傳承，也為社會提供了廉潔文化的典範。
在新時代，傳承和弘揚優秀家訓文化，能夠為建設新時代的中國式家風提供滋養。通過將廉潔文化與現代生活緊密結合，不斷創新傳播方式，莆田的廉潔文化必將在新時代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