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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的變遷，見證一座城市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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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申遺成功兩周年，為加深廣大市民游客對泉州文化歷史脈絡、豐富內涵、人文特徵和當代價值的理解與認識，進一步激發全社會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近日，泉州市豐澤區圖書館邀請宋史研究者、歷史作家吳鉤先生開展了一場精彩的講座，為大家講述泉州宋代海外貿易盛況。
吳鉤先生從宋元時代的大歷史視角出發，帶領大家跨越時空，探尋古代泉州開放與繁榮的前因後果，讓大家對泉州這一宋元“東方第一大港”的“前世今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蒼官影裡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在宋史作家的娓娓講述中，繁華的泉州港、“市井十洲人”的傳奇往事躍然眼前。
千年前，這是一座令各國商人都心動不已的城。吳鉤從《光明之城》描述的刺桐港說起，他說，作為一名宋史研究者，泉州深深地吸引了他。
在宋代發達的商業中，有一類貿易值得特別指出來；在宋朝商人群體中，有一類商人的興起意義重大。這類貿易便是建立在航海基礎上的海外貿易，宋人稱之為“市舶”；這類商人便是從事海外貿易的商賈，宋人稱之為“海商”。
據吳鉤先生介紹，宋王朝之所以熱心於市舶，是出於經濟收益的考慮。如果說，朝貢貿易是虧本的生意，市舶顯然就是非常划算的貿易，不但國家能從中課稅，參與海外貿易的眾多商民也獲益匪淺。
從多方面史料可以見證宋朝君主對市舶的重視——宋太宗“譴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綱齎空名詔書，於所至處賜之”；宋神宗說“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錢（指吳越錢氏）、劉（南漢劉氏）竊據浙、廣，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者，亦由籠海商得術也。卿宜創法講求，不惟歲獲厚利，兼使外蕃輻輳中國，亦壯觀一事也”；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
宋朝的市舶司、市舶務，相當於今天的海關。據吳鉤先生介紹，如果從半空鳥瞰宋朝境內的海岸線，可以看到，從東北方的膠州灣，到中部的杭州灣和福州、泉州、漳州金三角，再到南部的廣州灣、瓊州海峽，佈滿開展市舶的港口，宋人說：“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密州、明州、杭州、泉州、廣州均設有市舶司；溫州、江陰軍、秀州華亭縣等地設了市舶務；澉浦鎮則設有市舶場。
泉州石湖碼頭，實證了宋元泉州優良的建港條件，與江口碼頭共同呈現了宋元泉州港的水陸轉運系統。
在宋朝的東南沿海地區，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不計其數，“販海之商，無非豪富之民，江、淮、閩、浙處處有之” ，“豪富之民”是大海商，財大氣粗，自備有大海船，從市舶中獲取的利潤最厚，如泉州人楊客，“為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另一位泉州海商朱紡，自任綱首（船長），遠航三佛齊（今蘇門答臘島）經商，“往返不期年，獲利百倍”。大海商也會雇傭“職業經理人”帶領船隊出海，自己並不涉洋。
相比其他城市，泉州市舶司的設立最晚，於北宋元祐年間設置，但泉州市舶司卻後來居上，于南宋時期成為最大的貿易港。近400年間，泉州市舶司見證了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和港口貿易的繁華盛景。
如今，走近市舶司，雖已無法看到它過去的“海上舟頻入”“大舶高檣多海寶”之繁華，但通過考古出的建築遺跡和瓷器，仍能感受領略它曾經的開放和包容：多少中外船隻在這裡穿梭來往，多少貨物在這裡堆積如山，多少市井十洲人在這裡如何流連忘返，多少外來文化在這裡交流和融合。
宋元時期的泉州港之所以盛極一時，絕非偶然，吳鉤認為，它是中國政治、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和泉州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必然結果。
據《晉江縣誌》記載：“趙崇度提舉市舶司，度與郡守真德秀同心劃洗前弊，罷扣買，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1128年至1134年），泉州所交的稅金在全國占很大的比重。在宋初，泉州已是“蕃舶之饒，雜貨山積”。在元代泉州海外貿易更是達到極盛。泉州對外通商的國家和地區由南宋時的58個增至98個，進口商品主要以香料、藥物為主，出口商品則以絲織品和瓷器為大宗。而且最多時進出口貨物在400種以上。與近百個國家和地區通商貿易，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
13世紀的泉州已與世界經濟體系相互緊密連接，在中國宋元時期繁榮的對外貿易中，泉州港佔有突出的地位，由一個普通的貿易港發展成中外貿易的重要海上樞紐，成為中國和亞非歐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橋樑，被譽為“中國的阿拉伯走廊”。
吳鉤認為：“‘漲海聲中萬國商’的市舶盛況，是宋朝政府與商民共同締造出來的。”
泉州市舶司遺址裡出土的瓦當、磚塊、青白瓷、醬釉器等。（來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泉州市舶司，為宋元時期中外海商進出港提供便利，為海外交通與中外文化交流保駕護航。雖然市舶司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撤銷，但是，其所帶來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豐富了泉州這座城市，並長久地影響著人們的精神世界。
在講座中，吳鉤重點提到宋朝政府給海商、蕃商的獎勵，“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海商若“招商引資”效果顯著，蕃商若納稅5萬貫以上，宋政府都會給予獎勵。
唐卡畫師精雕細琢畫出宋元泉州市舶司熱鬧盛景， 再現“漲海聲中萬國商”。
宋朝政府鼓勵海商積極出洋貿易。每年十月至十一月，主管海外貿易的各處市舶機構與沿海地方政府照例要舉行“遣舶祈風”的祭祀儀式。吳鉤先生表示，官方主持祈風，其意義不在於祈禱，而是表明態度：朝廷與你們是站在一起的，都祈願你們出海貿易平安順利。
九日山石刻中記載了一年兩季起航典禮的祈風石刻。（來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在泉州，每年市舶司官員到九日山參與航海祈風典禮。據悉，每年夏冬時節，宋代泉州地方長官或者市舶司長官率領相關僚屬，來到九日山麓的延福寺、昭惠廟，舉行向海神通遠王祈求航海順風的官方典禮。這一特殊儀式被記錄在九日山崖壁上，這是全國目前僅有的。目前尚存有10方航海祈風石刻，反映了宋代泉州官方對海外貿易的重視和管理制度的成熟。
宋政府不但鼓勵中國的海商出洋貿易，也歡迎海外的蕃商來宋做生意。蕃商只要依法在市舶司報關、完成納稅手續之後，便可自由來去、自由經商，或在宋居留。他們的財產權、經營權、居留權都受到法律保護。
據《泉州歷史文化概覽》中記載：宋代僑居泉州的蕃商，數量眾多，他們或雜居民間，或聚居城南。當時，泉州城內不僅有蕃人聚居的蕃人巷，而且有專供蕃人子弟入學的蕃學。在這些僑民中，人數最多的是來自阿拉伯和波斯地區的穆斯林，他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在泉州得到尊重。1009年，阿拉伯人創建了現位於泉州塗門街的清真寺（“清淨寺”）。南宋紹興年間，波斯人施那幃在泉州東阪創建穆斯林公墓。
北宋時，有市舶司的港口城市設有專門招待外國使者、客商的驛站。泉州在政和五年（1115年）設立來遠驛，並制定犒宴饋送條款，指派專職官員進行招待。
重視蕃商的結果是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華、包容景象。
以古鑒今，得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