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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申遺成功兩周年,為加深廣大市民游客對泉州文化歷史脈絡、豐富內涵、人文特徵和當代價值的理解與認識,進一步激發全社會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近日,泉州市豐澤區圖書館邀請宋史研究者、歷史作家吳鉤先生開展了一場精彩的講座,為大家講述泉州宋代海外貿易盛況。
吳鉤先生從宋元時代的大歷史視角出發,帶領大家跨越時空,探尋古代泉州開放與繁榮的前因後果,讓大家對泉州這一宋元“東方第一大港”的“前世今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蒼官影裡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在宋史作家的娓娓講述中,繁華的泉州港、“市井十洲人”的傳奇往事躍然眼前。
千年前,這是一座令各國商人都心動不已的城。吳鉤從《光明之城》描述的刺桐港說起,他說,作為一名宋史研究者,泉州深深地吸引了他。
在宋代發達的商業中,有一類貿易值得特別指出來;在宋朝商人群體中,有一類商人的興起意義重大。這類貿易便是建立在航海基礎上的海外貿易,宋人稱之為“市舶”;這類商人便是從事海外貿易的商賈,宋人稱之為“海商”。
據吳鉤先生介紹,宋王朝之所以熱心於市舶,是出於經濟收益的考慮。如果說,朝貢貿易是虧本的生意,市舶顯然就是非常划算的貿易,不但國家能從中課稅,參與海外貿易的眾多商民也獲益匪淺。
從多方面史料可以見證宋朝君主對市舶的重視——宋太宗“譴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綱齎空名詔書,於所至處賜之”;宋神宗說“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錢(指吳越錢氏)、劉(南漢劉氏)竊據浙、廣,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者,亦由籠海商得術也。卿宜創法講求,不惟歲獲厚利,兼使外蕃輻輳中國,亦壯觀一事也”;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
宋朝的市舶司、市舶務,相當於今天的海關。據吳鉤先生介紹,如果從半空鳥瞰宋朝境內的海岸線,可以看到,從東北方的膠州灣,到中部的杭州灣和福州、泉州、漳州金三角,再到南部的廣州灣、瓊州海峽,佈滿開展市舶的港口,宋人說:“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密州、明州、杭州、泉州、廣州均設有市舶司;溫州、江陰軍、秀州華亭縣等地設了市舶務;澉浦鎮則設有市舶場。
泉州石湖碼頭,實證了宋元泉州優良的建港條件,與江口碼頭共同呈現了宋元泉州港的水陸轉運系統。
在宋朝的東南沿海地區,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不計其數,“販海之商,無非豪富之民,江、淮、閩、浙處處有之” ,“豪富之民”是大海商,財大氣粗,自備有大海船,從市舶中獲取的利潤最厚,如泉州人楊客,“為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另一位泉州海商朱紡,自任綱首(船長),遠航三佛齊(今蘇門答臘島)經商,“往返不期年,獲利百倍”。大海商也會雇傭“職業經理人”帶領船隊出海,自己並不涉洋。
相比其他城市,泉州市舶司的設立最晚,於北宋元祐年間設置,但泉州市舶司卻後來居上,于南宋時期成為最大的貿易港。近400年間,泉州市舶司見證了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和港口貿易的繁華盛景。
如今,走近市舶司,雖已無法看到它過去的“海上舟頻入”“大舶高檣多海寶”之繁華,但通過考古出的建築遺跡和瓷器,仍能感受領略它曾經的開放和包容:多少中外船隻在這裡穿梭來往,多少貨物在這裡堆積如山,多少市井十洲人在這裡如何流連忘返,多少外來文化在這裡交流和融合。
宋元時期的泉州港之所以盛極一時,絕非偶然,吳鉤認為,它是中國政治、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和泉州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必然結果。
據《晉江縣誌》記載:“趙崇度提舉市舶司,度與郡守真德秀同心劃洗前弊,罷扣買,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1128年至1134年),泉州所交的稅金在全國占很大的比重。在宋初,泉州已是“蕃舶之饒,雜貨山積”。在元代泉州海外貿易更是達到極盛。泉州對外通商的國家和地區由南宋時的58個增至98個,進口商品主要以香料、藥物為主,出口商品則以絲織品和瓷器為大宗。而且最多時進出口貨物在400種以上。與近百個國家和地區通商貿易,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
13世紀的泉州已與世界經濟體系相互緊密連接,在中國宋元時期繁榮的對外貿易中,泉州港佔有突出的地位,由一個普通的貿易港發展成中外貿易的重要海上樞紐,成為中國和亞非歐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橋樑,被譽為“中國的阿拉伯走廊”。
吳鉤認為:“‘漲海聲中萬國商’的市舶盛況,是宋朝政府與商民共同締造出來的。”
泉州市舶司遺址裡出土的瓦當、磚塊、青白瓷、醬釉器等。(來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泉州市舶司,為宋元時期中外海商進出港提供便利,為海外交通與中外文化交流保駕護航。雖然市舶司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撤銷,但是,其所帶來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豐富了泉州這座城市,並長久地影響著人們的精神世界。
在講座中,吳鉤重點提到宋朝政府給海商、蕃商的獎勵,“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海商若“招商引資”效果顯著,蕃商若納稅5萬貫以上,宋政府都會給予獎勵。
唐卡畫師精雕細琢畫出宋元泉州市舶司熱鬧盛景, 再現“漲海聲中萬國商”。
宋朝政府鼓勵海商積極出洋貿易。每年十月至十一月,主管海外貿易的各處市舶機構與沿海地方政府照例要舉行“遣舶祈風”的祭祀儀式。吳鉤先生表示,官方主持祈風,其意義不在於祈禱,而是表明態度:朝廷與你們是站在一起的,都祈願你們出海貿易平安順利。
九日山石刻中記載了一年兩季起航典禮的祈風石刻。(來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在泉州,每年市舶司官員到九日山參與航海祈風典禮。據悉,每年夏冬時節,宋代泉州地方長官或者市舶司長官率領相關僚屬,來到九日山麓的延福寺、昭惠廟,舉行向海神通遠王祈求航海順風的官方典禮。這一特殊儀式被記錄在九日山崖壁上,這是全國目前僅有的。目前尚存有10方航海祈風石刻,反映了宋代泉州官方對海外貿易的重視和管理制度的成熟。
宋政府不但鼓勵中國的海商出洋貿易,也歡迎海外的蕃商來宋做生意。蕃商只要依法在市舶司報關、完成納稅手續之後,便可自由來去、自由經商,或在宋居留。他們的財產權、經營權、居留權都受到法律保護。
據《泉州歷史文化概覽》中記載:宋代僑居泉州的蕃商,數量眾多,他們或雜居民間,或聚居城南。當時,泉州城內不僅有蕃人聚居的蕃人巷,而且有專供蕃人子弟入學的蕃學。在這些僑民中,人數最多的是來自阿拉伯和波斯地區的穆斯林,他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在泉州得到尊重。1009年,阿拉伯人創建了現位於泉州塗門街的清真寺(“清淨寺”)。南宋紹興年間,波斯人施那幃在泉州東阪創建穆斯林公墓。
北宋時,有市舶司的港口城市設有專門招待外國使者、客商的驛站。泉州在政和五年(1115年)設立來遠驛,並制定犒宴饋送條款,指派專職官員進行招待。
重視蕃商的結果是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華、包容景象。
以古鑒今,得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