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冬梅
泉州，古稱刺桐。這座位於東南一隅的古城，在歷史的長河中曾繪就波瀾壯闊的輝煌篇章。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不僅是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交融的璀璨明珠，更是文化記憶與現實生活交織的生動樣本。生活在這方土地的文人們各懷其思，各尋其趣，也以各自的方式眷戀著、奉獻著這座城。資深媒體人郭培明先生多年來一直不遺餘力地做泉州地域文化的守護者和傳播者，近日，集合他20年來家鄉題材文學創作實踐與思考的《我想和這座城市明說》出版了。此書圖文並茂，猶如一面明鏡，映照出泉州深厚的文化底蘊與鮮活的現實圖景，為這座城市增添了一張新的文化名片。
美國新聞學家沃爾特·李普曼認為新聞乃歷史初稿之鮮活筆觸。歷史學家湯因比亦曾指出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郭培明的《我想和這座城市明說》(以下簡稱《明說》)，以新聞之眼洞察時代變遷，以散文之心細膩勾勒城市歷史紋理，它是作者對泉州的深情告白，更是對城市文化記憶的深刻挖掘和思考透過這扇窗，我們得以窺見這座城市的靈魂與夢想。在泉州申遺成功三週年的這個盛夏，《明說》猶如一曲溫婉的南音，以文學之名，吟唱著一首關於集體記憶、人與城同構、地域文化與現代表達的文化之歌，輕輕地拂過所有熱愛這座城市的人的心田。
《明說》的敘事主體是城市，郭培明沒有拘泥於單一的線性敘事，而是以空間化的方式在時間裡馳騁縱橫，經緯交織地呈現了鮮活、豐贍，立體的泉州，讀者得以清晰地看到一座城市的內面與切面都在不斷延伸，充滿生長性與無限性構思精巧、敘述精當。開篇之輯《聽潮看雲》中《漲海聲中光明城》《在這裡讀懂泉州》《一座中山路，半部泉州史》《向海而生》《江口碼頭的潮聲》等篇章，不僅展現了泉州從宋元時期東方第一大港、光明之城到現代歷史文化名城的輝煌軌跡，更深刻地揭示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這片土地上的共生共榮。換言之，作品展現了一種可能性:今日的泉州與千年前的刺桐城，在文化的傳承與演變間，一定有著某種歷經滄桑的千古不變和百世不易。郭培明巧妙地將歷史縱深與文學話語相結合，以媒體人敏銳的觀察、意趣的筆調，展現了一座城池如何在歷史洪流中淬煉成形，但依然保有個人與城市之間的對話張力，整部作品貫穿著作者對這座城市的認知、理解與發現，構建著泉州城市的整體意象。在《追尋風景之外的深刻》中，從「點」「線」「面」的角度串聯起阿來、關仁山、邱華棟、潘向黎、尤今、戴小華、朵拉等國內外著名作家與泉州不解之緣，帶領讀者在他們的作品中感受如何在歷史的灰燼處觸摸遠處的餘溫。《明說》中有巴金、黃永玉等和這座城市鮮為人知的故事;也有因《鄉愁》而
盡人皆知的餘光中，他卻是在作者筆下「敢在時間裡自焚的人」;楊振寧說見過世界上許多古塔，東西塔最讓他震撼:莫言認為泉州宗教遺址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展現出一種比較大的城市氣象;金庸在晉江草庵找到了明教的遺物，驚喜地向世界證明他小說中的明教非其杜撰……他們不僅是泉州文化的見證者，更是傳播者與創造者，他們的足跡與思想，豐富了泉州文化的內涵與外延，為泉州的文化圖譜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些深度訪談有料有趣，不僅有利於提升泉州城市的文化形象和知名度擴展，也為將來這座城市留下珍貴的口述史資料和文化記憶。通過集中閱讀郭培明對來泉文化名人的采寫、訪談，我想到文化記憶理論的奠基人揚·阿斯曼提出把群體意象凝聚成整體，是構建文化圖景要義的思想。的確，作者筆下的泉州文化圖景就是一種群體構建。
作為泉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郭培明對泉州的文學、戲劇、音樂、美術、書法、攝影民間文藝等藝術領域有著深刻的理解和獨到的見解，他在努力挖掘和審視這片土地的精神意蘊的同時，也非常清楚串珠成鏈的意義所在。 我們知道過去章太炎、魯迅、胡適等人都曾致力於討論神話，他們發現漢文典籍裡的神話素材散落無序，與西方的《神譜》《奧德賽》等諸多鴻篇巨制相比，中國神話不成體系的尷尬成為彼時知識分子心中的一大文化缺憾。泉州的文化圖景亦是如此。儘管這些散落無序的文化碎片，各自都閃耀著美麗的光澤，但泉州之美，僅僅是一個個感官的驚艷，始終缺乏一種整體美帶來的共鳴。這種感覺在我心中橫亙了十幾年，懸而未決，直到讀完後記，我才深深理解郭培明過去的努力，他是在用自己的毅力與智慧，將泉州散落的文化碎片，精心編織成一幅絢麗的文化圖景。
其實郭培明更像是一位「文化把關人」，於厚士中披沙揀金、掇菁擷華。這個角色或許常常有人想到，卻很少有人能夠做到。在第二輯《察言觀色》中，無論是對在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力的泉籍火藥藝術家蔡國強、「有真趣」的著名郵票設計師萬維生等人長達多年的跟蹤採訪，抑或是對陳文令、王明賢、陳立德、郭寧、黃堅等諸多藝術家及作品的品評，都投擲了郭培明原創性的價值判斷和澄心妙意，這些精彩紛呈的評論也昇華了創作的思想格局，真正實現了評論與創作的共舞。第三輯《文心履痕》中，除了記述金庸、莫言、洛夫、白岩松、王石等名人來泉的訪談和印象外;也有對旅台百歲教授、「西街女孩」龔書綿，被稱為「香江文壇宋江」、永遠擁有一份天真的潘耀明和「愛與恨都不掩飾」的歸僑詩人蔡其矯等一眾泉州籍作家的貼切書寫；亦有對南音、戲劇、漆畫等方面從本土走向全國甚至世界的藝術名家的描摹……這些故事與人物，如同泉州文化的活化石，既增添了作品的歷史厚重感與現實鮮活性，更刻畫了泉州文化的多元面貌與深刻內涵。全書三輯看似並不關聯，卻密不可分，它們都共同指向了基於精神故鄉的現實主義情懷，卸下對所愛之城單一認知的濾鏡，用人、用事、用意趣，描繪著泉州「身體髮膚」的整體脈絡，即便處處斷章，也始終筆斷意連。尤為值得稱道的是，借由郭培明的吞吐吸納與再生產提煉，泉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群像訇然托出，生動地詮釋了莫裡斯·哈布瓦赫關於集體記憶的深刻理論–集體記憶並非個體記憶的簡單疊加，而是在群體共享框架內的共同構建與維持。正如蔡國強在接受郭培明專訪時曾說:「不能把故鄉寫好的作家不是好作家。」《明說》中的泉州人，無論是身在故鄉，還是遠赴他鄉，都攜帶著泉州文化的基因，在內心世界與藝術生命中構建著獨特的地域身份認同。這不僅是文化的傳承，更是身份的確認，恰如弗雷德裡克·詹姆遜所指出:「文化是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誌。」
很顯然，《明說》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城城市精神與個體情感的獨特視角。雖然它聚焦於泉州這一特定地域，但其背後所蘊含的關於城市與人的關係、城市精神的探討，卻具有普遍的啟示意義。在城市化浪潮的洶湧澎湃中，物質文明的輝煌成就與文化的同質化、個性的消融、精神的荒漠化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促使我們不得不駐足反思:在城市化速度與規模高歌猛進、千城一面的現代化發展中，城市是否真正給予了每一位居民情感的庇護與精神的滋養？面對都市的喧器與疏離，我們如何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尋覓心靈的棲息之地，安放那份難以言喻的「城愁」?又如何在一座座看似冷漠的城市中，找到情感的紐帶尋回久違的集體歸屬感？近年來，關於城市的書寫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諸如金宇澄的《繁花》，陸銘的《大國大城》，趙園的《北京:城與人》等，他們探討了城市如何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氛圍和精神氣質以及這種精神如何影響並塑造著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體現了當代學人對城市精神內核及發展理路的深入思考:陳平原、程章燦等學者則以獨特的視角發掘城市文化深層的文學與美學價值。加之各種城市傳也相繼問世，更是將城市書寫的藝術推向公眾日常，讓他們越來越關注城市，並反觀生活在其中的自己是否真的正在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而《明說》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下向我們信步走來，毋庸置疑，它的底色是真誠而辯證的。郭培明的筆觸穿梭於古今，既立足於歷史的深厚土壤，又敏銳捕捉現代生活的脈動。同時，他也注重文本的視覺呈現和審美效果，以獨特的敘事方式和語言技巧讓讀者彷彿身臨其境般地觸摸到這座城市的溫度與氣息，盡情感受「風景舊曾諳」的美好，也滿心歡喜地憬著’明月新輝燦」，為讀者在記憶與現實間，鋪設了一條通往故鄉的路。
尤為可貴的是，《明說》不僅僅是一部獻給故鄉的深情之作，更是一位作家對城市文化深刻憂慮與積極探索的見證。在談到如何面對全球化浪潮與地域文化保護的雙重挑戰時，郭培明提出了諸多發人深省的問題:如何在全球文化的交融與碰撞中守護地域特色？如何在時代變遷中找到屬於一座城市準確的表達方式?城市文化如何賦能城市文旅？這些問題不僅是對泉州未來的思考，更是對所有城市共同命運的關切與探索。
佳作之妙，非僅辭藻之華，而在啟人心智，引人深思。泉州，這座承載著千年歷史的古城它的故事不僅僅是磚石瓦礫間的低語，更是人類文明長河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它承載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是多元文化交流互鑒的典範。因此，當我們談論泉州時，不應僅僅局限於它作為一座城市的地理存在，而應將其視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它不光是泉州人的泉州，也不僅僅只是遊人駐足的泉州，它更是人類文明坐標系下的泉州。期待有更多思想深刻的有識之士和郭培明一道，從學術、文學、藝術上，向著歷史的縱深和更高遠的站位、視野，從更大的空間去呈現泉州，推出更多名篇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