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培明
阿嬤的「嬤」，《新華字典》中的規範讀音為「mo」，指乳母或年長婦女。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中的「嬤」為潮汕、閩南方言發音「ma」，意為祖母。五一假期，那天經過「深圳之眼」地下街區時，正是被電影海報上「阿嬤」這兩個大字吸引著走進影院。我第一次見到自己的阿嬤時已經十歲了，那是祖父祖母闊別故土後重新踏上家鄉的探親之路，從此阿嬤慈祥、和藹的形象成為我成長歲月中的一抹暖陽，直到她安息於生活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新加坡。走出影院，眼眶還是濕潤的，滿腦子還是劇中的鏡頭，還是僑批的文字和阿嬤的話語。我相信這部片子一定會紅，但沒想到它火得這麼快，更沒想到被喚醒的是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
《給阿嬤的情書》這部沒有明星主演、沒有豪華製作團隊、沒有強勢宣發的「三無」小成本方言電影，憑著「破圈」的好口碑一路逆襲，截止5月24日，在豆瓣平台維持9.1的高分，為當前的電影市場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它像一聲驚雷，在看似沉寂的文藝片領域炸響，不僅證明了「講好故事」的永恆魅力，更讓「僑批」這一塵封的文化記憶，重新回到了大眾視野的中心。
《給阿嬤的情書》讓人最大的驚喜，是平鋪直敘卻直戳人心。在當下追求強情節、強特效的商業片浪潮中，它以一種近乎紀錄片的質樸與克制，講述了一個關於跨海家書的親情守望故事。在傳統電影工業看來會帶來「風險」與「局限」的諸多要素，恰恰成為影片成功最充分的理由。導演藍鴻春將鏡頭對準了普通人的普通生活，那些在歷史巨流中無力卻堅韌的小人物的日常。他們沒有離奇古怪的經歷，沒有大起大落的命運，有的只是在緩慢節奏中靜水深流的悲歡離合，這種「去戲劇化」的處理，反而讓故事背後深刻的情感內核得到了最真實、更純粹的呈現。換句話說，觀眾是在為「真誠」兩字買單。
小投入的電影，大多缺乏恢宏場景與視覺衝擊，逼迫製作方必須用心「取巧」，《給阿嬤的情書》的靈魂在於「僑批」。2013年6月，廣東、福建「僑批檔案」正式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成為人類共同的珍貴記憶遺產。僑批，是海外華僑通過民間渠道及後來的金融郵政機構寄給家鄉眷屬的書信或匯款憑證，是「銀信合封」的特殊載體。它記載了老一輩海外僑胞艱難的創業史和濃厚的家國情懷，是中華民族信譽為本、一諾千金的重要體現。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僑批還是南洋華僑心懷祖國、希圖報效的捐款途徑，也留下陳嘉庚、李清泉、郭有品、蟻光炎、蟻美厚等僑領的動人故事。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倡導建立的潮汕僑批文物館是全國首個僑批館，館藏僑批達12.5萬封，前後跨度逾百年。僑批被饒老稱為「海邦剩馥」，除了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僑批中蘊含的深情厚義和契約精神至今閃耀著人性的光輝。我在擔任泉州市政協常委期間，曾經連續兩次遞交保護王宮村王順興信局、利用原址創辦僑批館的提案。百年前，泉州王順興信局和漳州的天一信局、澄海的致成信局、揭陽的魏啟峰批局等都是南洋與僑鄉的著名銀信通道。尺素天涯僑批情，《給阿嬤的情書》告訴我們，不要忘記尺牘裡的那個中國。
在《給阿嬤的情書》之前，雖有不少文史著作和藝術作品以僑批為題材(如2025年獲得第十八屆文華獎的歌劇《僑批》)，但能引發全國性反響的極少。有人認為，僑批是東南沿海僑鄉的獨特文化，難以形成跨地域的受眾共情。然而，《給阿嬤的情書》打破了這一偏見，它沒有將僑批作為一種獵奇的歷史標本進行展示，而是將其作為情感的載體，紙短情長，讓觀眾透過泛黃的字樣，觸摸到那個時代螻蟻般生存的小人物的體溫。
5月20日，深圳某大型商業中心將《給阿嬤的情書》中反覆出現的多封僑批的內容放大展示於中央大街，引來眾多市民聚足打卡，可見這些充滿人間摯愛的溫暖文字不是塵封的記憶，而依然為當下社會所嚮往與珍惜。當年旅外鄉親中不少人都是文盲、半文盲，在匯款寫信時，除了報平安，代書人會在表情達意上加以潤色提煉，使得文字雅致優美，飽含情感，富有詩意。如影片中的「暹羅雖遠，心有所寄，身若比鄰」「江海萬里，心中有你，便不覺遙遠」「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似與你並肩共賞」「七夕之夜，夢你衣錦歸來，仍是少年模樣。夢醒行至案門前，聞溪水潺潺，方覺夜深。念你安康，好夢，即已知足。」導演藍鴻春在拍攝前閱讀研究了大量僑批，他認為影片本身就是一個關於人生、關於歲月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首散文詩。影片中的細節，如中國人下南洋謀生、在異國傳承華文教育、同胞之間相互守望、對老家親人報喜不報憂等等，都能在那個年代找到對應的影子。這讓電影不再只是講故事，而像是在替那個時代做一部影像民族志。
《給阿嬤的情書》在演員選擇上也頗具匠心，大膽起用素人挑大樑，既有打造影片特色的追求，也是投拍資金有限的無奈。飾演老年葉淑柔的84歲阿嬤吳少卿和謝南枝父親的扮演者等重要角色，都是導演刷短視頻時發現的，他們的形象、氣質的確「很潮汕」。飾演青年南枝的李思潼，是一位還在廣東財經大學就讀的揭陽籍大學生；飾演青年木生的王彥桐，剛剛大學畢業，當時正為找工作發愁。這些素人演員，因為與角色人格底色的高度契合，在鏡頭前展現出了驚人的可塑性與鮮活度。他們不像是在演戲，更像是還原生活本身。這種「普通人演普通人」的模式，讓電影具有了一種紀錄片般的質感。觀眾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長輩，看到了那個時代的縮影。影片將潮汕人童年記憶中最溫暖的親人「阿嬤」，與那段格外沉重而波瀾壯闊的歷史，通過僑批串聯起來，讓歷史不再是冰冷的時間檔案，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體驗。
這部電影的成功，更在於其深刻的社會心理基礎。當前多個行業尚處於波動調整期，而AI異軍突起，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會焦慮。人們迫切需要找到一種精神上的錨點，一個情感的舒緩出口，《給阿嬤的情書》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出口。影片中，無論是木生在異鄉日夜奔突的拚搏，還是淑柔獨自一人拉扯大三個兒女的堅韌，或是南枝冒充木生寫信、供養其家屬的擔當，都展現了一種在困境中不屈不撓、敢於和命運抗爭的精神，一種體現於故土情結、彼此相助、捨身救援、同鄉情誼的大愛。這種「有情有義，情義無價」「以真心換真心」的價值觀，正是當代社會所呼喚與擁抱的。每個人都是大時代的一粒沙子，隨時可能沒入煙塵，學會面對，活出韌性，超脫淡然，以內心的隱忍對抗逆境困難，也許才是樂活在當下的可貴品質。即使是在洶湧澎湃的時代大潮中，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深圳，三四百萬的潮汕人在這片熱土上奮鬥拚搏，本質上也是另一種背井離鄉，不同的是，新時代的鄉愁不再以悲情作為背景板，而是樂觀向上，積極進取。觀眾在觀看電影時，看到的不僅是潮汕人的故事，更是他們自己祖輩的故事，或者是他們內心渴望成為的那種人。這種跨越地域的身份認同與同頻共振，讓影片超越了方言的界限，也超越了地域和階層，成為一部關於「中國人」的心靈敘事。
由深圳本土影視公司原創的《給阿嬤的情書》無疑是模式化的「預制菜」之外推出的一道現場烹調的潮汕砂鍋粥，成為繼英歌舞之後潮汕地區又一出圈文旅亮點，說明方言影片完全可以成為地方文化走向全國乃至世界的一道橋樑。潮汕與閩南在地緣、血緣、語緣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源頭都是中原士族衣冠南渡，也是明清以來中國人下南洋的主要出發地。許多潮汕姓氏的先祖來自福建的莆田、泉州、漳州，粵東、閩南兩地都是著名的僑鄉。單泉州一市，旅外華人華僑就超過900萬，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僑批故事。《給阿嬤的情書》的成功，給閩南語系乃至更廣泛的方言創作帶來了深刻的啟示。台灣的《海角七號》曾以閩南話對白和低成本製作贏得觀眾讚譽與票房肯定，而《給阿嬤的情書》則證明了這種模式在當下的大陸市場依然有效，且具有更大的潛力。
著名人類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王銘銘在《刺桐城——濱海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提出，地方性與世界性並非對立，由於海洋貿易、華僑網絡和多元文化的共存格局，邊陲城市往往是文化疊合的窗口，是生成新秩序的前沿，閩南就是「地方—世界」的典範。這一見解同樣適用於潮汕。僑鄉文化本身就具有世界性，它連接著本土與海外，連接著過去與未來。影片中展現的「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張力——主流正統與民間信仰的長期互動，保留了海洋開放的記憶，構成了獨特的文化韌性。近年春節，閩南、潮汕的非遺民俗活動成為海內外注目的文旅奇觀，深層原因在於這片土地上保留了諸多比今天中原「更中原」的傳統文化元素，可以在這裡找到「文化中國」的魂。
《給阿嬤的情書》是一部於無聲處聽驚雷的作品。它沒有過度的煽情，沒有華麗的包裝，只是靜靜地講述了一個關於愛、等待與守望的故事。它讓我們看到，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浪潮下，那些根植於鄉土、漂洋過海的文化記憶，其實一直都在，是我們民族精神裡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