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戰後南洋華僑對日本戰犯的正義追索
2026年8月14日，福建南安。年逾古稀的文史學者洪振天將剛續修完成的《華美洪氏族譜》電子版發往香港。他在微信裡寫道：“敬南宗親，族譜續修好了。”
收件人洪敬南，79歲，新加坡福建籍華僑洪永安之子。這條資訊抵達的時刻，距離他父親在新加坡街巷間為審判日本戰犯搜集血證的那個夏天，整整80年。在這特殊的年份，一本從故鄉發出的續修族譜，引出了一段值得再次回望的歷史：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審判日本甲級戰犯。這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國際審判，拉開了戰後清算日本戰爭罪行的序幕。與此同時，遭受日本侵略的其他各國，也相繼在伯力、新加坡、馬尼拉等地成立軍事法庭，對乙級和丙級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在新加坡，一群福建籍華僑正為後者搜集著將劊子手送上絞架的鐵證。這段南洋華僑追討血債的歷程，與東京審判共用著同一個精神內核：用法律為戰爭罪行定性，用證據為死難同胞申冤。
時針撥回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宣佈無條件投降。“趕在日本無條件投降81周年之際修好族譜，就是為了緬懷抗日華僑，通過回首歷史來增強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民族認同，以更大的發展成就去告慰、祭奠先烈。”洪振天的話擲地有聲。
鳴冤會整理核實了大量浸透著血淚的證詞、影像與實物資料
鳴冤：37人的集結號
1945年日本投降後，新加坡華僑社群迅速展開調查與追責。在中國政府和陳嘉庚等僑界領袖推動下，星華籌賑會成立調查委員會，登記失蹤人員、協助遺屬提交申訴，並向中、英兩國呈遞報告。但要為審判提供具備法律效力的證據，必須將民間散落的血淚彙集起來。
1946年6月2日，“新加坡華僑被日寇檢證及殺害集體鳴冤大會”召開，號召遇難者家屬與倖存者登記被害者姓名、遇害地點及經過，並發起成立由37人組成的委員會。這37人中，至少有15位福建籍華僑的名字值得銘記：主席鄭古悅，白手起家的巴士業先驅；正副總務莊惠泉、黃奕歡；委員洪永安，33歲的籌賑會少壯幹部；曾心影，《南洋商報》主筆；孫炳炎，陳嘉庚精神的追隨者；還有許允之、劉牡丹、郭珊瑚、蘇孝先、孫崇瑜、吳瑞甫、李振殿、王丙丁、葉玉堆等。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撐起了這場南洋華僑的正義追索。
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珍藏的書籍《1937—1945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鄭古悅，祖籍福建金門，是新加坡公共巴士業先驅，白手起家成為一代殷商，“盧溝橋事變”後便積極投身抗日募捐籌款。鳴冤委員會成立後，他帶領委員們四處奔走，調查華僑生命財產損失，極力呼籲成立軍事法庭。1947年3月10日，英國在新加坡設立軍事法庭審判戰犯，日軍警備司令河村三郎、憲兵隊長大石正幸被處以絞刑，5名從犯被判終身監禁。行刑當日，鄭古悅、莊惠泉等受邀臨場監刑。這是南洋華僑用證據和血淚換來的階段性正義。
在鄭古悅的召集下，福建籍華僑各展所長：莊惠泉統籌全域，曾心影以報紙揭露真相，洪永安在街巷搜集證詞，孫炳炎以嘉庚精神為指引傾力奔走……他們的故事，共同寫就了這段沉甸甸的歷史。
血證：安溪莊惠泉的使命接力
如果37人委員會是南洋伸向正義審判的一隻鐵拳，莊惠泉就是拳頭上的硬指骨。
莊惠泉，祖籍福建安溪。1938年，陳嘉庚發起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他被推任為勞工組副主任。彼時，他與南安籍華僑林謀盛密切配合，成功策動馬來亞龍運鐵礦數千名華工罷工，切斷了供應日本軍火工廠的百萬噸鐵苗。從此，兩個名字緊緊連在一起。
新加坡淪陷後，1943年，中英政府任命林謀盛為136部隊馬來亞華人區區長，莊惠泉為副區長，共同領導敵後抵抗。1944年，林謀盛被捕殉難，留給家人一封《與妻訣別書》：“當我在那個難忘的二月早晨離開你的時候，原以為這只是短暫的別離……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民為他們的祖國犧牲，如果中國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她的人民必須作出犧牲。”
洪振天珍藏的《昭南時代—新加坡淪陷三年零八個月展覽圖集》
這封信，是丈夫對妻子的深情告別，更是戰士對祖國的赤誠告白。莊惠泉接任區長，率部戰鬥到日寇投降。那句“她的人民必須作出犧牲”，成為他餘生行動的底色——戰友已為國捐軀，活下來的人必須討回公道。
日寇投降後，莊惠泉將原來在印度訓練的人員遣回中國。他於1945年10月返回新加坡，繼而前往馬來西亞覓尋林謀盛烈士忠骸。1946年1月13日，公祭在新加坡政府大廈前舉行。安葬了戰友，他轉而投身法庭追責，擔任鳴冤委員會正總務，將搜集情報的勁頭全部傾注到證據整理中。從武力抵抗到法律追責，他完成了一次偉大的轉型。
他深知要讓戰犯伏法，必須將鮮血凝成鐵證。莊惠泉將畢生收集的資料，悉數委託許雲樵教授編纂成書。書未出版，二人先後逝世，後經蔡史君編修，1984年面世，書名《1937—1945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泉州華僑歷史學會副秘書長劉伯孳翻閱莊惠泉編撰的《1937—1945新馬華人抗日史料》
“這部180萬字巨著共1120頁，收錄800多張歷史照片。”泉州市華僑歷史博物館館員、泉州華僑歷史學會副秘書長劉伯孳介紹，2007年，新加坡華僑將此書贈予該館，這本厚重的“血書”靜靜地陳列在展櫃中。劉伯孳這樣形容它：“每一頁都在訴說——日寇罪證，鐵證如山。”
底色：同安孫炳炎的一生追隨
與莊惠泉的鐵血不同，孫炳炎用一生講述了一個關於信仰與傳承的故事。
孫炳炎1912年生於福建省同安孫厝村（今轄於廈門市集美區），在陳嘉庚為紀念母親而創辦的樂安學校讀書。少年孫炳炎很早就體會到教育之于國民的重要，嘉庚精神鑄就了他的人生底色。
他14歲遠渡南洋謀生，後憑藉勤勉和智慧，在新加坡紮根並創辦了森林企業集團，是著名的企業家、社會活動家和華人社會領袖。
抗戰爆發後，他投身陳嘉庚領導的籌賑運動。加入鳴冤委員會向日本追索血債，則是他追隨嘉庚先生救國事業的延續——從籌賑祖國到為死難同胞討公道，信念始終如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但孫炳炎對正義的理解不止於懲罰罪行。1947年，為減輕陳嘉庚的辦學負擔，孫炳炎親自接辦家鄉的樂安學校。返回新加坡後，他挨家挨戶登門拜訪同鄉，四處募捐，被形容為“敲鑼打鼓”。款項很快籌齊，新校舍得以興建。此後數十年，他捐資辦學、修橋造路，從不停歇。他深知，正義不只在於讓罪犯伏法，更在於建設一個強大的中國，讓悲劇永不復現。從討血債到興文教，他以人生寫下了嘉庚精神動人的續篇。
神筆：惠安曾心影的輿論戰場
正義的武器不止刺刀和證詞，還有筆。1945年日本投降後，《南洋商報》復刊，一躍成為南洋讀者最多的中文日報之一。祖籍惠安張阪鎮山兜村（今轄於泉州台商投資區）的曾心影出任主筆，一干就是18年。他手中的筆，便是鋒利的武器。
曾心影自22歲離開家鄉，定居南洋，60多年不曾返鄉，但仍與故鄉宗親保持不間斷的書信往來。家鄉留存的一封1981年曾心影寄回的500字僑批中，道出一段傳奇：“當英聯軍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軍事戒嚴令統治時期……我再三著論營救，使二十華人救回家，胡文虎受香港新加坡兩地政府官員歡送迎接回家。我從此被稱為曾夫子神筆救人。”據記載，1947年，他撰寫社論促成20名華人死刑犯獲釋；1949年，又通過社論為胡文虎請命，震動東南亞。
以文章救人，為他加入鳴冤委員會做了最好注解。當莊惠泉搜集證詞、洪永安尋找影像時，曾心影在報館燈光下將一切化作文字，讓南洋苦難被世界看見。他還曾為“南洋大學”定名，主編《閩人創業史》。
那封僑批中寫道：“離別家鄉六十年，寐寢夢憶家鄉……謹捐新加坡共和國幣三千元。”展示了文化人的風骨與遊子的鄉愁。
根脈：南安洪永安父子的80年傳承
37人委員會中，有一位時年33歲的志士——祖籍福建南安華美村的洪永安。他也許不曾想到，80年後，他的兒子洪敬南會以另一種方式，將他未竟的使命在故鄉續寫。
洪永安(右)與陳嘉庚、黃奕歡(左)合影
他本是經營油廠和肥皂廠的商人，抗戰爆發後成為陳嘉庚的重要助手，奔走新馬各地籌款。1942年新加坡淪陷，日軍展開“檢證大屠殺”，洪永安僥倖脫險，但血與火的記憶烙印於心。戰後他擔任日寇罪行調查委員，加入鳴冤委員會，整理核實了大量證詞和影像資料，這些證據後來被收錄于《昭南時代——新加坡淪陷三年零八個月展覽圖集》，為軍事法庭審判戰犯提供了關鍵鐵證。他在街巷間的一紙一筆，成為釘在劊子手歷史恥辱柱上的鋼釘。
1974年，洪永安逝世，年僅61歲。留給兒子的，只有一個裝滿公文的皮包和模糊的故鄉座標——南安時安堂。
此後數十年間，洪敬南走上漫長的尋根路。2005年，他在洪振天幫助下從族譜中找到自己的根，重修祖厝，鐫刻對聯：“時升棟宇綏祖妣，安妥門閭種芝蘭。”他以父親之名在南安華美中學捐建“永安體育場”，設立教育基金，累計捐資600多萬元。1947年洪永安曾題詞“吾人興辦教育，應不忘提倡體育”，如今被拓印在體育場石碑上。
80年後，洪振天將續修的族譜發給洪敬南。父親在廢墟中尋找罪證，兒子在故紙堆中尋找根脈；父親留下裝滿血淚的皮包，兒子收到裝滿記憶的族譜。兩代人的軌跡畫出一個完整的同心圓——這是“漂流不忘本、葉落必歸根”的百年傳承。
迴響：正義沒有休止符
1946年6月3日，《南洋商報》刊載了37人委員會名單。鄭古悅、莊惠泉、孫炳炎、曾心影、洪永安……這些福建籍華僑名字背後，是一個民族在危難時刻迸發出的不屈力量。他們身處不同領域，卻以同樣的赤誠鑄就了歷史審判的基石。
80年過去，家國情懷仍在後代身上延續。洪敬南以捐資興學讓父親的精神在故土生根，曾心影的僑批被後人珍藏，莊惠泉的“血書”在博物館靜靜訴說，孫炳炎捐建的學校裡書聲琅琅。
莊惠泉戎裝照。（圖源：國際時報）
從東京法庭的法槌到新加坡法庭的證詞，從南洋街巷的血淚控訴到南安小鎮的電子族譜——這是跨越山海的精神迴響。洪振天重新翻開那本泛黃的舊族譜，在“洪永安”三個字旁，他輕輕添上一行小字：“子敬南，續修族譜，捐資興學，2026年。”筆落，80年的迴響，在此刻完成了最後的閉環。來源：泉州晚報 東南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