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是天津特有的地名文化和地緣文化。可見「沽」指的就是天津一帶近海傍水之村落。有人問，「七十二沽」中哪個「沽」為首？應是大直沽。何以這樣說呢？原因如下:
有關大直沽的口碑傳說在「七十二沽」中最為珍貴
1993年，在報上發表了《直沽·小直沽·海津鎮》一文。次日即有世居大直沽的朱龍泉同志來訪，提供了許多有關於大直沽歷史的口碑，臨行前還以親繪的「大直沽古貌草圖」相贈。朱龍泉認為:
金代的直沽寨就在大直沽。早年大直沽系由兩座土阜組成，這就是前台和後台。大直沽四周窪澱密佈，前台稱前營寨，也叫大營寨或前山屯；後台稱後營寨，也叫小營寨或後山屯，四周環有寨河與周圍的窪澱相通。前台的前寨街(義和街)與大直沽前街、中街、後街垂直相交，形成了八個面臨寨河的口門，建有八座寨門，有石橋與寨外相通。金代任命梁佐為都統，李咬住為副都統戍直沽塞，直到今天，大直沽的梁、李二姓仍然居多。
元代的海津鎮也在大直沽。當年大直沽面臨海河，有碼頭，建有牌坊，稱海津渡；大直沽天妃宮以東、中街以北，舊有萬戶府和鹽糧廳遺跡。大直沽後台羅姓，傳即元代海運總管羅璧的後代。今河東體育場即為其時的校軍場，解放後挖出過石棺和金屬人頭。
小直沽在河北區娘娘廟一帶。在三岔河口裁彎前，小直沽娘娘廟屬河東，這座娘娘廟乃元代所建之西廟。
有關大直沽的考古成果在「七十二沽」中最具學術價值
考古學是根據地下發掘的各種遺存來判斷歷史和歷史價值的科學。20世紀9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又在大直沽中台發掘出具有明顯地層關係的6個堆積層，厚度為4.7米，高於天津所有同類遺址的厚度，證明大直沽的「檯子」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元、明、清三個朝代人類活動的堆積。這是第一次在市區範圍內發現有明確地層關係的元代文化堆積，證明這裡最晚也應是元代形成的聚落。
不久又進行了天妃宮遺址的發掘，確定了明清時期大直沽天妃宮遺址的範圍，發現了元代天妃宮局部建築基址，發掘出宋、金、元、明、清時期的瓷器，以及金、元時期的建築遺址、瓦件。這次考古發掘在中國城市考古上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把歷史上的大直沽從隱秘的地下提升到看得見、摸得著的地上，證明了大直沽確是天津市區現存最早的古代聚落遺址。
有關大直沽的文獻記載在「七十二沽」中最為完整
「直沽」二字源於「直沽寨」。到了大一統的元代，海漕把政治的北方與經濟的南方連接起來，而距首都最近的直沽，正處在這根鏈條的咽喉要衝地位。「直沽寨」雖然不見了，但文獻資料和地圖上卻出現了「直沽」和「大直沽」。
由於元王朝每年需要通過海路從江南把大批糧食運抵大都(北京)，海河與北運河成為必經之路。元朝的海漕分春、秋兩季北上，每次運量都在170萬至180萬石上下。這麼多的糧食，差不多要用兩個月的時間在直沽辦理交接和換駁，因此元朝選定了距離三岔河口不遠、地勢高敞的大直沽作為漕糧轉運的管理中心，設立了接運廳、廣通倉、直沽海運米倉。為保衛交接和轉運的安全，又在大直沽設立了臨清御河運糧萬戶府及所屬的鎮撫司。在直沽的四周，調來大批屯戍士兵，由鎮守海口屯儲親軍都指揮使司管理，一時間直沽成了元朝漕運中轉的重要樞紐。1316年復在直沽設海津鎮。「舟車攸會，聚落始繁」，是大直沽形成於元代的真實寫照。
直沽和大直沽的關係又是怎樣呢？據明代蔣一揆《長安客話》，「大直沽」是當地人對「直沽」的俗稱；談遷也說:「土人呼直沽曰大直沽」。如此看來，「直沽」應即「大直沽」了。
天津作為中國北方的業鹽基地也與大直沽關係密切。1234年三汊沽一帶有鹽鹵自地下湧出，得到政府批准後，當地群眾開始在這裡煎造熬鹽。當年即繳納鹽課銀五百餘錠，幾乎比附近的鹽場多了一倍。經過30年的積累，這裡已是「人得安業，鹽如山積」。1236年元王朝正式設立三汊沽及大直沽鹽使司。
近代天津洋務建設的中心區是「七十二沽」中的大直沽
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清王朝開始認識到掌握近代軍事技術的必要性，天津作為首都的屏障，成為國防建設的重點。而大直沽地區以其優越的位置，很快成為了中國引進新技術、新教育的基地之一，猶如當年的「開發區」和現在的「城市副中心」。
始建於1862年的天津機器局選址於大直沽的賈家沽道。1884年又對天津機器局的火藥生產設備進行更新，據當時外國通訊社報導，廠房修建得十分堅固，機器龐大而複雜，竣工後能以最新式的機器製造最新式的火藥，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藥廠。1876年在天津機器局內，開辦了中國最早培養電氣水雷技術人才的學堂。1881年設有駕駛、管輪兩個專業的天津水師學堂在機器東局落成，成為「開北方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船之本」的海軍教育基地。
中國最早建立的培養近代陸軍人才的天津武備學堂，於1885年在鄰近大直沽的舊柳墅行宮創辦。後來，這些畢業生風雲一時，左右了民國初年一段特殊歷史時期的政局。1887年中國第一枚氫氣球由著名中國科學家華衡芳製成，並在天津武備學堂成功放飛。
「粳稻至今誰阻遏，海門原與直沽通」。拂去歷史的塵埃，我們可以看出，大直沽不但是天津城市成長的源頭，而且是引領近代文明的源頭。由此看來，說大直沽是「七十二沽第一沽」，確屬順理成章。
先有大直沽 後有天津衛
傳說「先有大直沽，後有天津衛」，並非空言虛語。依據現已搜集到的史籍資料和考古發現，可以確認金時直沽寨、元時海津鎮均在大直沽，確是「先有大直沽，後有天津衛」。天津起源於大直沽。
天津初為衛名，其地曰直沽
天津得名於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在直沽設置天津衛、天津左衛，築天津衛城。成祖之所以決定在直沽設衛並賜名天津，是他認識到直沽地處「海運商舶往來之沖」，「且海口田土膏腴」，需要並適宜設軍衛戍守。弘治年孝宗重臣李東陽在《修造衛城記》中，記:「天津及左右三衛，其地曰直沽」。他說得非常明確，天津是「衛」名，天津衛城為天津三衛駐防之所，其所在地名是直沽。故永樂年築天津衛城後，直沽地名仍存。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改天津衛為天津州時，天津才真正從「衛名」轉變為地名。直沽地名，最早出現在金貞佑年，時稱直沽寨。元延佑三年，改直沽為海津鎮。明永樂年在直沽建天津三衛，築天津衛城。可見，天津肇端於衛，而衛源自直沽。
直沽、大直沽與小直沽
直沽，初為河水名。元朝時，今海河稱界河，亦稱直沽河，直沽地名源自直沽河名。《元史·祭祀志》記直沽「有廟」，即天妃靈慈宮。此廟，建在今河東區大直沽。
直沽分大直沽、小直沽兩處。大直沽地域大，小直沽地域小。大直沽記入史冊時間是蒙古太宗八年(1236)。是年，太宗在大直沽「置司，設熬煎辦」，管理鹽業產與銷。時大直沽業已出現由灶戶構成的聚落。小直沽入史時間是元至治元年(1321)。是年，英宗應漕司所請，命疏通小直沽汊河口、小直沽白河。時小直沽是否有人聚居，因無史料可考而不可知。史籍記載顯示:大直沽比小直沽見諸於史要早80多年，且早已形成聚落。
直沽寨當在大直沽
金置直沽寨，隨著金朝滅亡而消失，且消失得蹤跡全無，加上直沽地域廣闊，這樣使後人確認其具體方位就成了難事。直沽寨到底在哪裡呢?歷來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在三岔河口小直沽，另一種說法是在大直沽。直沽寨在大直沽說，不但有傳說，而且還有史籍資料、考古發現予以證明。20世紀末，在大直沽前台天妃宮遺址考古中，不但發現元代建築基址，還採集到宋金時期的瓷器及金、元時期的瓦件，能見到金、元時期的建築遺跡。根據考古發現，可斷定金時大直沽肯定有人聚居。綜上所述，說直沽寨當在大直沽，不但有傳說支撐，有《元史》相關記載作為輔證，而且有考古發現金朝時的歷史遺存為實證，證明大直沽聚落出現在金朝時的真實性。聯繫現今天津中心城區，除大直沽以外，包括三岔河口小直沽在內的其他地方，均未發現金朝時的歷史遺跡，據此應當確認直沽寨在大直沽。
海津鎮在大直沽
海津鎮在大直沽，亦為考古發現所證實。大直沽中台及前台天妃宮遺址考古，均發掘出元代文化堆積。中台遺址文化堆積深4.7米，共分五層，從元代開始，經歷了一個元明清至今的堆積過程。前台天妃宮遺址考古，不僅發掘出明、清時期天妃宮大殿基址，還在大殿基礎的側面首次在市區範圍內發現了元代建築基址局部(元代基址以下目前尚未發掘)，發現元代藍色琉璃瓦及瓦當。同時在大殿基址前面建築工程6米深的大坑內，「瞭解到該遺址文化堆積深度可能在6米以上，採集到宋、金、元、明、清時期的瓷器及金、元時期的瓦件等遺物，在坑壁上還能見到金、元時期的建築遺跡」。天津考古專家李經漢指出:「天津市天妃宮遺址考古發現，使大直沽成為現下考定金時直沽寨、元時海津鎮具體地點的首選地區」。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來津考察後，認定:「大直沽是天津歷史文化名城的原生點，它從直沽寨發展到海津鎮，天妃宮遺址則成為這個原生點的標誌」。
足球之鄉大直沽
天津足球之鄉，其足球最早興起之地，足球活動最廣泛、最集中的地區，就是大直沽。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天津後，天津機器局東局子變為了法國兵營。西洋各國人經常在營盤內舉行足球比賽。足球的趣味性、競技性、集體性吸引著大直沽人，他們由看球之先，轉為了練球之盛。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在大直沽先後組建了樂群、震華、聯華、三友、新津等俱樂部隊，因此大直沽人看球、論球、踢球、賽球風靡鄉里。同時也影響到河東大王莊、唐家口、復興莊、鄭莊子一帶的球迷。當時，大直沽周圍地區有足球俱樂部隊不下三十個，尤其是大直沽的震華隊，陣容整齊，經常在法國營盤以及英租界球場(今新華路體育場)與外國人聯隊交鋒，屢戰屢勝，蜚聲津門。
1934年在北京舉行華北運動會。大直沽的李廣祥用頭球破網，河北省足球隊榮獲華北運動會足球賽的冠軍。當時的報紙與新聞媒體有標題為「李廣祥一頭定乾坤」的精彩報導。
1935年大直沽的震華隊獲「高紀毅杯」足球大賽冠軍。同年以大直沽球員為主的中華隊戰勝美、德、意、法和世界聯隊，一舉獲得國際「愛羅鼎杯」足球大賽冠軍。1937年東渡日本，所向披靡，以四戰四捷的戰績挫敗日本各路翹楚奪冠，威震海外。
大直沽足球運動在歷次大賽中的纍纍碩果，得益於當時南開大學體育教授、系主任侯洛荀先生。侯先生早年曾赴歐洲九國考察體育運動的教學、設備、管理以及先進科學的訓練方法。回國後，侯先生經常親臨大直沽為足球隊員進行規範的訓練和指導，親授球員們英語以便在國際大賽中交流，不斷提高了大直沽球員們的文化素質、球技戰術和配合等。雖然球隊的訓練場地比較簡陋(在今河東體育場)，但是球員們訓練非常刻苦認真，球藝高超，球德良善。
大直沽的足球運動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新中國成立以後更是生機勃勃。大直沽地區及附近的中小學、工礦企業先後組建了業餘足球隊。每逢假日，在河東體育場經常舉行友誼比賽，熱鬧非凡。河東體育場更是孩子們踢球的好去處。尤其到了暑假，小夥伴們自行聯繫比賽，一般是在體育場南側的訓練場地。兩支球隊二十幾位小朋友準時到場。這些孩子家境不同，大家非常友愛團結，而且懂得節儉。足球破了，回家自己找針線縫補；球鞋破了，縫了又縫，補了又補；實在不行索性光著腳踢球，練就了一雙鐵腳板。後來湧現出許多優秀的足球運動員。
在河東體育場的基礎上，擴建了三個大足球場地，完善了體育訓練設施。建立了區業餘體校，培養了孫霞豐、胡鳳山、張俊秀、崔光禮、王克勤、崔光治，孫玉仲、孫玉明、萬連成、孫寶榮、王金豐、宋恩牧、李家舫、薛恩鴻、藺新江、林貴榮、王建英、王乃貴等一大批優秀足球運動員，他們大都是國家級運動健將與體壇明星，在國內舉行的全運會和各類足球大賽中屢屢奪冠，為天津家鄉贏得榮譽。在國際與蘇聯澤尼特隊、羅馬尼亞蒂納摩隊、匈牙利國家青年隊、朝鮮鴨綠江隊、美國宇宙隊、伊朗等諸隊的足球比賽中戰果赫赫，取得優異賽績，為國家爭得了榮譽。
20世紀70年代後，大直沽的國腳孫霞豐出任天津市足球總教練，相繼培養出了左樹聲、段舉、山春季、馬繼明、喬潤良、孫昭賢、唐昆等優秀足球運動員。如今天津足球旗幟性人物於根偉也是從河東業餘體校開啟的足球生涯，並與河東體育場有著深厚的感情。
嚴復在大直沽
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在甲午戰爭後，面對封建清王朝的積弱與腐敗，世界列強瓜分中國的現實而痛心疾首，曾在大直沽北洋水師學堂校長任內為「救亡圖強」發表評論文章、創辦報紙，翻譯西方學術著作，成為當時積極提倡「變法自強」的出色理論家和宣傳家。
從1880年至1900年的二十年間，他在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教務長)、總辦(校長)期間，開始了他的資產階級振興中華的維新活動。所以，大直沽應該是嚴復前半生事業上、思想上卓有成就的黃金時代所在地。
嚴復14歲便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科目，1873年19歲以學業優異畢業後在清政府「建威」、「揚武」軍艦實習4年，到過中國台灣、菲律賓、日本等地。1877年，嚴復23歲被派去英國留學深造，先在樸次茅斯肄業，後入英國格林尼次海軍大學(Greewich Navel College)學習並到法國考察。留英期間，嚴復廣泛接觸了英國資產階級社會，大量閱讀了亞丹斯密、孟德斯鳩、盧梭、穆勒、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人的著述。嚴復回國後在福州母校任教一年，1880年被調到天津大直沽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年僅26歲。他在北洋水師學堂整整20年，1900年46歲時辭去校長職務去上海。
北洋水師學堂在天津城東八里機器製造局旁邊，然而嚴復對當時海軍的腐敗、中法戰爭海戰的失敗十分不滿，也不相信李鴻章所辦的洋務事業可以救中國，經常發表激烈的愛國言論，引起李鴻章的不滿。他給弟弟觀瀾信中表示：雖升總辦(校長)，但「不預機要，奉職而已」，並有脫離海軍界之想法。甲午戰爭失敗，中國形勢更加危急，嚴復下決心要通過文字言論，大聲疾呼，從事維新運動。1895年，嚴復在天津《直報》上連續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解韓》《救亡決論》四篇政論文章，鼓吹自強保種，變法維新。他提倡新學，認為培善民力、民智、民德為富國之本；對專制政治提出了最尖銳攻擊，全面表述了他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引人矚目。
1897年11月(光緒二十三年)，嚴復在天津創辦了《國聞報》，但不到一年，於1898年9月被迫停刊。該報共發表了42篇社論，其中半數以上出於嚴復的手筆。他以尖銳、潑辣的筆調，抨擊當時腐敗的政治和反動文化。然而受資產階級立場的局限，《國聞報》也只是嚴復維新思想的產物。
以上1895-1898年間，嚴復不斷發表社論文章，使他成為當時國內最受注意的人物。但影響最大，讓他最負盛名的還是他在1894一1896年所翻譯的《天演論》一書，成為進化論輸入中國的開端。《天演論》於1898年正式出版後，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
嚴復在大直沽的經歷，說明他在當時是資產階級激進派、維新改良主義思想家，在政論、學術及譯著方面有卓越成就。而在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離開天津後，就逐漸趨向保守，並由資產階級新興的啟蒙思想家下滑成為頑固人物，其於1921年10月27日病逝。
